苏蘅卿将银簪浸在温水中，指尖捻着块细绒布，轻轻擦拭珍珠表面的血污。晨光从石库门的气窗斜照进来，在铜盆里投下道碎金似的光，随着水波晃动，像极了母亲生前梳妆台上那盏琉璃灯的光晕。
“还能看清字吗？”沈砚洲站在门边，身上的湿衬衫换了件干净的白棉布褂子，是从巷口成衣铺临时买的，领口有些歪，衬得他平日里凌厉的眉眼柔和了几分。他手里端着碗刚从阿婆那里讨来的热粥，瓷碗边缘还沾着圈米浆。
苏蘅卿没回头，指尖的绒布突然顿住。珍珠内侧的刻字在温水里渐渐显形，不是她猜想的数字或地址，而是两个极小的篆字——“归墟”。这是父亲书房里那只紫檀木盒的锁扣刻字，她小时候偷摸摆弄过，被父亲发现时，他只是笑着敲了敲她的额头，说“等你长大就懂了”。
“看清了。”她声音有些发紧，将银簪从水里捞出来，用绢帕吸干水分。珍珠上的血色褪尽，露出温润的白，那两个篆字像两粒埋在玉里的沙，硌得她指尖发麻，“是‘归墟’。”
沈砚洲走过来，俯身看向银簪。他的呼吸拂过她的鬓角，带着淡淡的粥香，苏蘅卿的耳尖倏地发烫，下意识往旁边挪了挪，手肘却撞到了身后的木箱——里面装着父亲生前的旧书，昨晚匆忙间从仓库带出来的，还没来得及整理。
木箱盖“吱呀”一声弹开，几本线装书滑落在地。最上面那本《南华经》散开了页，夹在里面的张宣纸飘到沈砚洲脚边。他弯腰拾起，纸上是幅未完成的画，画的是苏公馆后院的紫藤架，藤下坐着个穿长衫的男人，背对着画者，手里捧着只青釉茶杯，茶杯旁写着行小字：“丙戌年暮春，与松本论《逍遥游》”。
丙戌年，正是父亲去世前一年。苏蘅卿记得那年春天，松本太郎确实来苏公馆住过半月，父亲每日陪他在紫藤架下读书，她以为只是寻常的文人雅聚，如今看来，那杯茶里藏着的，或许不只是禅意。
“这画……”沈砚洲的指尖拂过画中人的衣角，墨色里混着点极淡的朱砂，与松本商会的朱砂印同出一辙，“令尊懂日语？”
“不仅懂，”苏蘅卿捡起《南华经》，翻到夹宣纸的那页，页眉有父亲用朱笔写的批注，是行流畅的日文，“父亲年轻时在东京留过学，和松本太郎是早稻田的同窗。”她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但我总觉得，他们不是普通的同窗。”
有次她半夜起夜，看见父亲在书房烧信，火光里闪过“军部”“密令”几个字，还没看清，就被父亲厉声喝止。那时她只当是父亲生意上的烦心事，现在想来，那火盆里烧掉的，或许是能揭开所有谜团的钥匙。
沈砚洲将宣纸折好放进衣袋，目光落在木箱里的另一本书上——《海国图志》的封皮内侧，贴着张泛黄的船票，是丙戌年深秋从横滨到上海的客轮票，乘客姓名处写着“松本太郎”，但检票口的印章却是上海码头的，日期正是松本离开苏公馆的第三天。
“他根本没回日本。”沈砚洲指尖敲了敲船票，“他在上海待了至少三个月。”
苏蘅卿的心跳漏了一拍。父亲去世是在腊月，也就是说，松本太郎离开苏公馆后，一直潜伏在上海，直到父亲死后才露面。这三个月里，他在做什么？父亲的死，是不是与他的潜伏有关？
“沈探长，”她忽然想起什么，转身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个铁皮盒，里面装着父亲的几枚旧印章，“你看这个。”她挑出枚牛角印，印面刻着“归墟”二字，与银簪上的篆字分毫不差，“这是父亲用来盖在重要文件上的印。”
沈砚洲接过印章，在宣纸上盖了个印，与画中茶杯旁的朱砂印比对——大小、字体、甚至印泥的色泽都完全一致。“令尊把最重要的东西，都用这个印做了标记。”他抬头看向苏蘅卿，晨光落在她的睫毛上，投下片浅浅的阴影，“你知道‘归墟’指的是什么地方吗？”
苏蘅卿摇头。她只记得父亲说过，归墟是《山海经》里的无底之谷，天下之水都归往那里。但父亲书房的紫檀木盒始终锁着，她从没见过里面的东西。
“咚咚咚——”楼下传来急促的敲门声，伴随着阿婆慌张的声音，“蘅卿小姐，巡察房的人又来了！说要找沈探长！”
沈砚洲与苏蘅卿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警惕。他将印章和船票塞进她手里：“收好，我下去看看。”转身时，他忽然握住她的手腕，指尖的温度透过棉布传来，“无论谁问起，都别说见过这些东西。”
苏蘅卿的手腕微微发烫，她点点头，看着他快步下楼，长衫的下摆扫过楼梯的木棱，发出轻微的声响，像根弦在她心上轻轻拨了一下。
她慌忙将印章和船票藏进铁皮盒，塞进床板的暗格里——那是母亲生前藏首饰的地方，只有她知道。刚盖好床板，就听见楼下传来争执声，是沈砚洲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怒气，还有个陌生的男声，尖锐得像指甲刮过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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