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洲的皮鞋踩在霞飞路的积水里，溅起的水花沾湿了裤脚。他望着洋房二楼透出的昏黄油灯，想起三年前也是这样的雨夜，表兄张恪之穿着笔挺的军装，亲手将他从法租界巡捕房保释出来。那时张恪之还在中央军校任教，袖口别着青天白日徽章，而如今，那枚徽章早已换成了汪伪政府的鹰形袖扣。
“砚洲，你来得巧。”张恪之倚在书房门框上，金丝眼镜后的目光在他湿透的西装上逡巡，“我刚让人炖了参汤。”
书房里弥漫着浓重的鸦片烟味，博古架上的汝窑瓷瓶插着几支枯败的孔雀翎。沈砚洲注意到张恪之左手无名指缠着纱布，指缝间隐约透出暗褐色的血迹——那是他昨晚在赌场与人争执留下的。
“表兄的伤……”他抬手示意。
张恪之低头看了眼，突然冷笑：“不过是些不长眼的东西。倒是你，被扣的货打算怎么处理？”
沈砚洲从内袋摸出烟盒，打火机的火光在黑暗中明明灭灭：“码头上的弟兄说，货被送去了杨树浦的日军仓库。”
“知道就好。”张恪之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文件，“皇军这次要的是盘尼西林和磺胺粉，你若能按时交货，我可以替你向梅机关求情。”
烟圈在两人之间缭绕，沈砚洲望着文件上“华中派遣军”的红章，忽然想起三天前在霞飞路咖啡馆，苏蘅卿低头搅动咖啡时，汤匙碰着瓷杯发出的清脆声响。她那时说：“北平来的学生说，日军在通州建了细菌工厂。”
“我要见货。”他掐灭烟头，“否则免谈。”
张恪之的瞳孔骤然收缩，窗外的惊雷恰在此时炸响。他起身走到窗边，望着雨幕中的弄堂：“砚洲，你该明白，在这个世道，有些东西比性命更重要。”
沈砚洲沉默着起身，目光扫过张恪之书桌上摊开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当他的指尖触到门把手时，张恪之突然开口：“你那位苏小姐，最近常去霞飞路的绣坊。”
他的背影猛地僵住。
“绣坊的老板娘姓周，”张恪之的声音像浸了冰的丝绸，“十年前在闸北开过茶馆，后来突然消失了。”
沈砚洲转身时，张恪之正把玩着桌上的翡翠镇纸，指节泛着青白。他忽然想起老周说过，苏蘅卿留下的《寒江独钓图》里夹着张纸条，上面写着“雾散时，江自平”。
“表兄想说什么？”他的声音平静得可怕。
张恪之笑了，眼角的皱纹里藏着阴鸷：“没什么，只是提醒你，在这沪上，没有谁能独善其身。”
离开洋房时，雨已经小了些。沈砚洲钻进黄包车，透过车窗看见张恪之站在门廊下，烟头的火光在黑暗中明明灭灭，像某种危险的信号。他摸出内袋里的电报，“速归”二字被汗水洇得模糊，忽然想起苏蘅卿说过，她母亲临终前总念叨“雾散时，江自平”。
黄包车拐进弄堂时，沈砚洲忽然叫停。他望着街角的烟纸店，玻璃橱窗里的“哈德门”香烟广告被雨水冲刷得斑驳。三年前，他正是在这里用三盒香烟换得了第一份日军布防图。
“先生要买点什么？”掌柜的声音从柜台后传来，带着江浙口音。
沈砚洲摸出银元放在柜台上：“来包火柴。”
掌柜的接过银元，指尖在他掌心轻轻一划。沈砚洲低头看去，火柴盒上用铅笔写着极小的字：“子时，同孚路23号。”
他抬头时，掌柜的已经转身整理货架，后背的补丁在灯光下泛着灰扑扑的光。沈砚洲将火柴盒塞进西装内袋，忽然想起苏蘅卿总说他西装笔挺像个新郎官，而她自己总穿月白色旗袍，领口别着枚碎钻胸针——那是她母亲的遗物。
同孚路23号是家挂着“苏绣坊”招牌的铺子。沈砚洲推开门时，绣架前的女子正在绣一幅《百鸟朝凤》，金丝银线在烛火下泛着冷光。
“沈先生来得不巧，”她头也不抬，“我们只接熟客。”
沈砚洲关上门，摘下礼帽：“我找周老板。”
女子终于抬头，眼角的皱纹里藏着警觉：“周老板出门了。”
他正要开口，里间的门忽然打开，苏蘅卿抱着匹月白色绸缎走出来。她发间别着支白玉簪，看见他时，指尖猛地收紧，绸缎上的牡丹被攥出褶皱。
“沈先生怎么来了？”她的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
沈砚洲望着她身后的绣架，上面半幅《寒江独钓图》刚绣到江心的孤舟。银针在烛火下泛着冷光，针尖挑着的丝线竟是军绿色。
“我来取货。”他的目光落在她腕间的银镯上，那是他前日送她的手炉配套的。
苏蘅卿与周老板对视一眼，后者转身走进里间，再出来时抱着个木盒。沈砚洲打开盒盖，里面整整齐齐码着磺胺粉和盘尼西林，最底层压着张泛黄的信纸，上面用蝇头小楷写着：“雾散时，江自平。”
他合上木盒，忽然握住苏蘅卿的手腕，银镯在她苍白的皮肤上硌出红痕：“跟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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