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楼客厅的壁炉余温还没散，顾景琛撩开窗帘一角时，雨丝正斜斜地打在玻璃上，将霞飞路的路灯晕成一团模糊的暖黄。楼下偶尔有黄包车驶过，车轮碾过积水的声音“哗啦”响，混着远处巡捕房的梆子声，倒让这深夜多了几分真实的安稳——可他知道，这安稳是暂时的，张启山的人绝不会善罢甘休。
“苏伯，您再喝碗热粥。”沈玉微端着瓷碗走过来，碗沿冒着热气，混着姜丝的暖香飘在空气里。苏伯接过碗，手指还在发颤，刚才在密道里受的惊还没缓过来，喝粥时粥水顺着嘴角往下淌，沈玉微赶紧掏出手帕帮他擦，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了什么。
苏烟月坐在一旁，正小心地展开苏伯递来的铜钥匙打开的抽屉里的信件。信纸已经泛黄发脆，上面的字迹是沈父的，笔画里带着当年的急劲，有几封还沾着淡淡的墨渍，像是写的时候手在抖。“你看这封，”她指着其中一页，“你父亲写‘张启山近日频繁接触日军，似在谋划转运军火’，日期是民国二十六年七月——正好是他被害前一个月。”
沈玉微凑过去看，心口像被什么堵住了。原来父亲当年不仅在做丝绸生意，还在暗中调查张启山的罪证，那些账册里的“日军营地收货”记录，根本不是父亲勾结日军，而是他留下的证据。她摸了摸衣襟里的账册，封面的布面已经被体温焐得发软，突然觉得这本账册重得像块石头——里面记的不是数字，是父亲的命，是无数被张启山迫害的人的冤屈。
顾景琛从窗边转过身，手里攥着个小小的无线电——是刚才接应的同志留下的，用来接收组织的消息。“刚才收到信号，张启山已经联系了法租界的巡捕房，说我们是‘通匪分子’，要在明天天亮前封锁霞飞路一带搜查。”他的声音沉了些，“我们得今晚转移，不能等天亮。”
“转移去哪？”沈玉微抬头问，心里刚落下的石头又提了起来。这洋楼是目前能找到的最安全的地方，要是再动，说不定会撞上张启山的人。
苏烟月放下信件，眼神却很坚定：“去‘同福里’的裁缝铺。铺主陈婶是我当年的手帕交，她男人是地下党，铺子后面有个暗室，能藏人。”她起身走到衣柜前，从最上面的抽屉里翻出件深灰色的棉袍，“明天一早，我们扮成去做衣服的客人，混进铺子里，不会引人注意。”
顾景琛点点头，又看向苏伯：“苏伯，您的身体能撑住吗？今晚得走一段路，不能坐车，怕被巡捕认出来。”
苏伯放下空碗，撑着沙发扶手慢慢站起来，腰杆挺得比刚才直：“我能撑住！只要能看着张启山伏法，就算走断腿也值！”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股韧劲，像老樟木一样，经得住风雨。
沈玉微看着苏伯，又看了看母亲，突然觉得心里踏实了不少。她摸了摸发间的银簪，簪身的缠枝莲纹在灯光下泛着淡光，像是父亲在陪着他们。“我去收拾东西，把账册和信件都包好，别路上弄湿了。”她说着，转身往楼上走。
楼上的房间很简单，只有一张木板床和一个旧衣柜。沈玉微从行李箱里翻出块油布，把账册、信件和铜钥匙都裹在里面，再塞进贴身的布袋里——这样贴在身上，既安全又不会被人发现。收拾完刚要下楼，就听见楼下传来轻轻的敲门声，节奏是三短两长——是之前约定的“自己人”的暗号，可顾景琛说过，今晚不会有同志来，除非是紧急情况。
她赶紧往楼下跑，刚到楼梯口，就看见顾景琛已经打开了门，门外站着个穿短打的年轻人，脸上沾着泥，气息喘得很急：“顾先生！不好了！周医生被张启山抓住了，现在关在巡捕房的地牢里，说要明天天亮后公开审问，逼他说出你们的下落！”
沈玉微的心猛地一沉，手里的布袋差点掉在地上。周医生是为了引开张启山的人才被抓的，要是因为他们受了刑，她一辈子都不会安心。“我们得去救他！”她冲过去抓住顾景琛的胳膊，声音发颤，“不能让周医生替我们受罪！”
顾景琛皱着眉，没立刻答应。他知道张启山的手段，巡捕房的地牢是出了名的黑，进去的人十有八九出不来，要是硬闯，不仅救不出周医生，还会把所有人都搭进去。“别冲动。”他按住沈玉微的手，“我们先联系组织，看看有没有办法。要是现在去，就是中了张启山的计——他肯定知道我们会救周医生，等着我们自投罗网。”
苏烟月也走过来，轻轻拍了拍沈玉微的肩膀：“景琛说得对。周医生是地下党，组织不会不管他的。我们现在最该做的，是保护好账册和信件，这是能扳倒张启山的关键，也是周医生希望看到的。”
沈玉微咬着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知道他们说的是对的。她松开顾景琛的手，转身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雨——雨好像小了些，天边已经泛起淡淡的鱼肚白，离天亮不远了。“那我们什么时候转移？”她问，声音里带着点委屈，却更多的是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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