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昌的陷落，比预想中来得更快，也更……“体面”。
林风的中路军挟汝州大胜之威，几乎是擦着秋日最后的余晖，兵临颍昌城下。颍昌城头的守军，远望见北伐军阵中那面猎猎作响的“林”字大纛，以及阵后若隐若现、被油布遮盖着的奇形器械轮廓（炮车与火器），汝州血战的惨烈传闻与张归厚人头的“榜样”作用，瞬间压垮了许多人本就摇摇欲坠的抵抗意志。
守将姓崔，出身荥阳郑氏旁支，标准的世家子弟。他收到的朝廷严旨是“死守待援”，与汝州互为犄角，将北伐军阻于洛阳门户之外。然而，当林风的前锋尚未完全展开，他派往汝州方向的探马便带回城破将亡的确切消息；同时，城内以几家本地豪族为首的士绅代表，已数次委婉（或不那么委婉）地向他陈说“阖城生灵”、“宗族延续”之重。
攻城战在第三天清晨正式开始，但更像是走个过场。北伐军的炮石和火罐只进行了两轮威慑性轰击，砸塌了城楼一角，点燃了几处窝铺。崔将军在亲兵护卫下登城督战，脸色苍白如纸，听着身边将领关于“火器犀利”、“援军无望”、“城内不稳”的低声议论，看着城外北伐军森严有序、杀机毕露的阵势，再想到家族可能面临的灭顶之灾（北伐军对顽抗者的清算手段已传遍中原），最后一丝尽忠的念头终于消散。
午时未到，颍昌南门洞开。崔将军自缚双臂，率城内主要官员及耆老代表，徒步出城请降。他交出的不仅是印信钥匙，还有一份颍昌守军名册、府库清单，以及——一份他暗中记录的、关于洛阳留守官员近期动向及洛阳城防薄弱环节的密报。条件只有一个：保全其本人及主要属官性命，对其家族不予追究。
林风接受了投降，依诺行事。北伐军兵不血刃进入颍昌，立刻开仓放粮，张榜安民，并派出小队，由崔将军提供的向导引路，迅速接管周边关隘、粮仓、武库。颍昌的财富远逊金陵，但作为洛阳南面的重要支撑点，其存粮军械对北伐军而言，依然是及时而宝贵的补充。
至此，洛阳以南，汝州、颍昌两大屏障尽失。北伐军的前锋斥候，已经能够望见洛阳南郊的村落炊烟，甚至隐约听到伊河洛水交汇的涛声。那座“山河拱戴，形势甲于天下”的东都，终于褪去所有外围的迷雾与屏障，赤裸而惶恐地暴露在北伐军滚滚向前的兵锋之下。
消息传回襄阳，黄巢的脸上并未露出多少欣喜之色。颍昌的轻易归降，固然是好事，节省了兵力与时间，但也让他更加警惕——洛阳，绝不会如此轻易低头。作为帝国东都，李唐统治的象征之一，这里汇聚了最顽固的旧势力，囤积着最精锐的（至少在理论上）禁军残余，更是天下世家大族、旧朝官僚的精神堡垒之一。它或许已经虚弱，但绝不会不战而降。
果然，来自洛阳方向的细作和前沿侦察，传回的情报迅速印证了黄巢的判断。东都的“顽抗”，以一种极其复杂而有序的方式铺陈开来，显示出其作为帝国核心最后的组织能力与挣扎意志。
首先是军事上的龟缩与加固。
洛阳留守、东都畿都防御使张自勉（历史人物，晚唐将领）显然吸取了汝州血战和颍昌速降的教训。他并未分兵前出，试图在野外与北伐军决战，而是毫不犹豫地采取了最保守也最坚固的策略：收拢所有兵力，全力固守洛阳坚城。
来自汝州、颍昌的溃兵被收容整编，与洛阳原有的神策军残部、城防军、以及紧急征发的城中丁壮混编，分派到洛阳外城（洛河南岸）、皇城（洛河北岸）、宫城（紫微城）三层防线上。城墙被加高加固，壕沟被挖深拓宽，滚木礌石、火油金汁等守城物资被大量征集、堆放于城头。更令北伐军侦察兵惊异的是，城墙上出现了不少新架设的、形制各异的抛石机和床弩，其中一些明显是针对火器攻击进行了特别加固（如加装湿泥毡毯、设置防箭棚）。显然，北伐军火器的威力，已引起守军的高度重视，并试图寻找应对之法。
张自勉甚至下令，焚烧了洛阳城外相当距离内的所有民居、树林，将百姓强行驱赶入城或令其四散逃亡，实施了比汝州更彻底的“坚壁清野”，试图让北伐军无法获得任何遮蔽和补给，并增加攻城的难度。
其次是政治上的高压与动员。
洛阳城内，气氛肃杀到了极点。张自勉以“非常之时，行非常之法”为由，宣布全城戒严，实行宵禁。任何传播“谣言”、动摇军心、私下串联议降者，一经发现，立斩不赦，家族连坐。留守的朝廷官员、皇室宗亲、世家大族被强制要求捐献钱粮、奴仆以助军资，府邸被征用为兵营或物资仓库。城中所有的工匠被集中起来，日夜赶制箭矢、修补器械。甚至太学、国子监的学生也被组织起来，编成“助防队”，负责巡逻、搬运、救护等辅助任务。
与此同时，一张由忠诚（或被迫忠诚）于李唐的官吏、宦官、世家子弟构成的监控网络，严密地覆盖了全城。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迅速报至张自勉的留守府。这种高压统治，固然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和怨言，但也确实在短期内压制了城内可能出现的投降派声音，勉强维持着一种“同仇敌忾”（或曰同陷绝境）的表面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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