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十一年的早春，寒意尚未完全褪去，一场政治上的剧烈地震波，已由云南昆明迅速传导至毗邻的贵州全境。孙可望在昆明败逃、李定国迅即掌控云南的消息，如同插上了翅膀，通过商旅、溃兵、驿道等多种渠道，在贵州的崇山峻岭间急速蔓延，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震荡和深刻分化。
贵州，这片山高林密、民族杂居之地，是孙可望经营多年的重要根据地，是其连接云南大本营与川东、湖广前线的战略通道，境内遍布其委任的文武官员、屯驻的重兵集团以及与地方土司结成的利益网络。孙可望的突然倒台，使得贵州瞬间从稳固的后方变成了前途未卜、各方势力角逐的焦点。
贵州省会贵阳府，原孙可望所设的“提督贵州总兵官府”（孙可望自封秦王后，其贵州代理人亦僭越称制）内，气氛空前紧张压抑。昔日象征着孙可望权威的秦王旗号已被仓促撤下，取而代之的是大明旗帜，但府内人员个个面色惶惶，如临大敌。
大堂之上，一场决定贵州命运的秘密会议正在激烈进行。与会者主要是孙可望留在贵州的核心班底：提督贵州总兵官 张祺（孙可望心腹，掌握贵阳附近最精锐的兵马）、贵州巡抚 冷孟銋（文官，孙可望所委任）、以及几位掌控要隘的副将、参将。此外，几位势力较大的当地土司代表也应邀在座，他们态度暧昧，静观其变。
张祺面色铁青，拍案而起，声如洪钟：“诸位！秦王（仍沿用旧称）虽暂受小人陷害，撤离昆明，然其在川东、湖广仍有雄兵数万！我等深受秦王厚恩，岂可因一时挫折便生二心？当紧闭城门，整军备武，以待秦王号令，卷土重来！李定国悖逆犯上，以下克上，其行径与贼何异？我等世受国恩（指孙可望的“秦恩”），岂能屈膝事贼？”
他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孙可望铁杆旧部的想法，他们与孙可望利益捆绑极深，担心李定国上台后会清算旧账，故而主张拥孙抗李，至少是据守贵州，观望风向。
巡抚冷孟銋却持不同意见，他捻着胡须，语气沉稳中带着忧虑：“张将军忠勇可嘉，然……形势比人强啊。李晋王（已开始用新尊号）已控昆明，沐黔公倾力支持，云南全境传檄而定，大势已去矣！且闻李晋王已传檄四方，言明‘清君侧、安社稷’之本意，并非针对我等下属。我等若执意对抗，岂非以卵击石？且贵州贫瘠，粮饷多赖云南接济，若通路断绝，军中无粮，何以固守？届时，不仅将士寒心，百姓亦将遭涂炭之苦啊！”
冷孟銋代表了文官系统和部分较为现实的将领的考量，他们更看重实际利益和身家性命，倾向于审时度势，归附新主。
“冷抚台此言差矣！”一位姓王的副将反驳道，“李定国能叛秦王，安知他日不会叛朝廷？如此反复无常之人，岂可轻信？我等手握重兵，据有贵州天险，即便云南断绝接济，亦可向湖广孙王爷旧部（指投清的孙部将领）或……另寻出路（暗示降清），何必仰人鼻息？”
“王将军慎言！”冷孟銋脸色一变，“‘另寻出路’四字，可是诛心之论！我等皆是大明之臣，岂可生出此等念头？眼下当以保住贵州疆土、百姓为重！”
会议陷入僵局，争吵不休。而真正能左右局面的，是那些沉默的土司代表和手中握有实权的中层将领。他们内心同样充满矛盾：既担心李定国的清算，又不愿为孙可望殉葬；既想保住现有权位，又对前途感到迷茫。
就在这时，数匹快马几乎同时抵达贵阳，带来了更确切也更具冲击力的消息：
一是李定国以“晋王、总统云贵军务”名义发布的安民告示和谕贵州文武官员书。告示中，李定国痛陈孙可望僭越不臣之罪，申明自己起兵乃为“扶保大明，清除奸佞”，强调“胁从不问，立功受赏”的原则，呼吁贵州文武“弃暗投明，共扶社稷”，并承诺“一切官弁，各安其位，俟有功绩，不次擢用”。这封信，如同定心丸，也像招降书，在贵州官员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是来自云南沐天波以黔国公名义写给贵州各地土司和旧部的私人信件。沐天波在信中以其世代镇守云南的威望担保，言明李定国“忠义无双，必不负众”，劝说大家“顺应天命，勿助逆为虐”，并暗示朝廷不久将有正式诏命到来。沐氏家族在西南土司中的影响力巨大，此信极大地动摇了土司们观望的心态。
三是确切消息，孙可望仅率千余残部逃入川东，形同丧家之犬，其原先驻扎遵义、铜仁等地的部将，或闭门自守，或已暗中向李定国派出的使者输诚。
形势急转直下！张祺等人“拥孙抗李”的论调顿时失去了市场。
会后，暗流汹涌。冷孟銋连夜召集心腹文官和部分动摇的将领，密谋“应变”。几位大土司也聚在一起商议，最终认为“沐公爷都出面了，李晋王势大，跟着他或许有条生路”。就连张祺军中的一些中级军官，也开始人心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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