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水南岸，流水沟的血腥气息尚未被江风吹散，败退的清军在北岸营地里舔舐着伤口，哀嚎与咒骂声不绝于耳。中军大帐内，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残兵败将的统计数字被战战兢兢地报上来，每一个数字都像一记重锤，敲在阿济格和众将心头。
“王爷……先锋……图赖、鄂硕两位章京阵亡，尸身未能抢回……祖泽润总兵落水重伤，被亲兵救起，昏迷不醒……满洲、蒙古精骑折损一千二百余，汉军绿营及辅兵伤亡超过四千……战船损失一百三十七艘，其中大半焚毁……” 负责清点伤亡的甲喇章京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几乎微不可闻。
“废物！一群废物！” 阿济格暴怒的咆哮震得帐顶的灰尘簌簌落下，他额头上青筋暴跳，一脚踢翻了面前的案几，杯盘菜肴洒了一地。“我八旗劲旅，自太祖太宗起兵以来，何曾受过如此挫败？竟在一条汉水边，折损如此之多精锐！奇耻大辱！奇耻大辱！”
帐内诸将，无论满洲、蒙古还是汉军，皆噤若寒蝉，低头不语。败仗是实打实的，明军水陆配合之默契，火器之猛烈，防御之顽强，远超他们以往任何一次与南明军队的交手。那股严整如墙、火力连绵不绝的步兵阵列，尤其是那些在船上也能精准轰击的明军炮船，给这些骄横的八旗将佐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恐惧印象。
“王爷息怒。” 良久，一位头发花白、面容沉毅的汉军老将，张勇（历史上确有其人，此时应在西北，此处借用其名），上前一步，拱手道，“南蛮凭江固守，以逸待劳，火器犀利，更有水师之利。我军猝然强攻，有此挫折，亦非战之过。当务之急，是重振士气，再图良策。”
“良策？还有什么良策！” 阿济格怒气未消，但总算压低了声音，瞪着张勇，“难道就这么灰溜溜地退兵？朝廷那边如何交代？天下人又如何看我阿济格？”
“王爷，强攻不可取。” 张勇是久经战阵的老将，虽属汉军，但颇有谋略，深得阿济格几分信任，“明军水师封锁江面，南岸防御森严，我军缺乏足够大船和火炮与之抗衡，再强行渡江，恐伤亡更巨。末将以为，可效仿古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哦？仔细说来！” 阿济格眼睛一亮。
“我军可在此流水沟大张旗鼓，多设营垒，广树旗帜，日夜伐木造船，做出必欲在此渡江、与明军决一死战之态，吸引周谌、马进忠主力。” 张勇指着粗糙的舆图，“同时，可派一支精兵，携轻便皮筏、小船，溯汉水而上，或顺流而下，另寻渡口。此处江面宽阔，明军水师主力既被吸引在此，上下游必有疏漏。只要寻得一处水缓滩平、守备薄弱之地，迅速渡江，在南岸建立桥头堡，则大局可定！”
“分兵偷渡？” 阿济格捻着胡须，沉思起来。这确实是个办法。明军兵力毕竟有限，不可能沿整条汉水都布下重兵。“下游钟祥、石牌一带如何？”
“下游恐仍在明军水师巡弋范围内，且距离荆州更近，明军增援便捷。” 张勇道，“末将以为，可向上游南漳、武安堰（宜城西）方向寻觅。彼处山势渐起，江水稍急，明军或许疏于防范。且一旦渡江成功，可直插荆门侧后，或南下威胁当阳、远安，截断荆州与宜昌联系，同样可打乱明军部署。”
阿济格眼中凶光闪烁，败绩的羞辱和对胜利的渴望交织燃烧：“好！就依你之见！伊尔登！” 他点了一名悍勇的满洲梅勒章京。
“奴才在！”
“命你率正白旗两个甲喇，蒙古骑兵一千，汉军锐卒三千，多备轻便渡具，明日夜间秘密出发，溯江西行，寻找渡口！记住，要快，要隐秘！渡江之后，不必与明军纠缠，速向东南穿插，务必搅乱南岸！本王在此大造声势，为你掩护！”
“嗻！” 伊尔登大声领命。
“其余各部，给本王把声势造起来！伐木！造船！多扎草人，遍插旗帜！要让对岸的明狗以为，我大军即将再次大举强渡！”
就在阿济格采纳张勇之策，准备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同时，一封来自襄阳，语气焦灼中带着谨慎的密信，送到了他的案头。来信者，正是“大清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湖广四川等处军务、兼理粮饷”的洪承畴。
信是洪承畴在病榻上口述，由幕僚润色发出。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王爷亲冒矢石、为国辛劳”的慰问，对战事“小挫”的“体谅”，但更多的，是隐晦而坚定的劝谏与警告。
“……王爷天威赫赫，偶有小挫，无伤大雅。然南贼新胜，其势方张，尤以水师、火器为恃。汉水天堑，急切难图。孙子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又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今贼帅周谌、章旷，皆非庸才，新军火器之利，尤需慎重。王爷万金之躯，系天下安危，岂可久顿兵于坚城利炮之下，徒耗精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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