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我带着清单去了陆家老宅。
这次没去书房，直接去了后院的库房。陈律师已经在门口等着，手里拿着钥匙，旁边站着两个账房先生，还有陆家的老管家。
“陆小姐。”陈律师点头致意，“按您的清单，嫁妆里剩下的物件都清点出来了，封存在西厢房。”
我接过他递来的册子。泛黄的纸页上，用工整的小楷列着：
绸缎十二匹（苏绣六匹、湘绣四匹、蜀绣两匹）
银器一套（茶具、酒具、餐具共三十六件）
首饰一匣（金簪两对、玉镯三只、珍珠项链一串）
楠木箱四只（内装四季衣裳）
……
“这些是实物，”陈律师说，“还有些已经转卖或挪用的，按市价折算。您要现在清点吗？”
“清点。”我说。
西厢房的门被打开，灰尘在阳光里飞舞。房间很大，但很空，靠墙堆着七八个箱子，都落了锁，锁头上锈迹斑斑。
老管家找出钥匙串，一个一个打开。
第一个箱子是绸缎。即使隔着几十年，那些料子依然光鲜——湖蓝色的杭绸、杏黄的软缎、朱红的织锦，一匹匹叠得整整齐齐，用油纸包着。我伸手摸了摸，触感冰凉滑腻。
“这些料子，”账房先生小声说，“现在市面上不多见了。苏绣的老师傅好些都不在了。”
“值多少？”我问。
两个账房先生交换了眼色，其中一个拨弄算盘：“按现在的行情，上好的苏绣一匹能卖到两百大洋。这里六匹，就是一千二。湘绣和蜀绣便宜些，但也能到一百五一匹。加起来……两千一百块左右。”
我点点头：“记下。”
第二个箱子是银器。茶壶、茶杯、酒壶、酒杯、碗碟勺筷，一整套，全都錾着精细的花纹——不是普通的吉祥图案，是兰草和竹叶，清雅得很。每件底部都刻着一个小小的“傅”字。
我拿起一只茶杯。银子已经有些发黑，但花纹依然清晰。我想象着母亲年轻时用这套茶具待客的样子——她一定穿着素色的旗袍，动作轻柔，说话轻声细语。
“银器现在不流行了，”账房先生说，“但这是老手工，用料也足。整套的话……能值八百。”
“记下。”
第三个箱子最沉。打开时，一股樟木味扑面而来。里面是四季衣裳：春衫薄如蝉翼，夏裙轻若流云，秋袄厚实温暖，冬氅镶着毛边。颜色都是素净的——月白、浅碧、藕荷、鸦青。
我拎起一件秋香色的夹袄。面料是上好的宋锦，袖口绣着缠枝莲，针脚细密得几乎看不见。这应该是母亲新婚时穿的。
“这些衣裳，”账房先生有些为难，“款式都旧了，料子再好，也只能拆了重做。按布料算的话……”
“不拆。”我说，“这些我带走。”
陈律师愣了愣：“陆小姐，这……”
“我说了，我带走。”我把夹袄小心叠好，放回箱子里，“这些不折价，算我的。”
账房先生在本子上记了一笔。
最后一个箱子最小，也最精致。红木雕花的匣子，打开来，丝绒衬里已经褪色，但里面的首饰依然闪亮。
金簪是并蒂莲的样式，玉镯是上好的和田玉，温润通透。珍珠项链的珠子不大，但颗颗圆润，泛着淡淡的粉光。
我拿起一只玉镯，对着光看。玉质纯净，没有一丝杂质，像一汪凝固的湖水。
“这是我外婆的嫁妆。”我忽然说。
众人都安静下来。
“我母亲出嫁时，外婆从自己手腕上褪下来，给了她。”我把玉镯放回匣子，“她说，希望我母亲将来也能传给自己的女儿。”
可惜，母亲没有女儿可以传——只有一个我，而我又是个从小就不喜欢戴首饰的。
“这些首饰，”账房先生的声音轻了些，“现在的金价是……”
“我知道金价。”我打断他，“但这些不卖。也带走。”
陈律师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实物清点完，我们回到前厅。账房先生拿出算盘，开始噼里啪啦地打。
“绸缎两千一，银器八百，首饰按金价折算是一千二，楠木箱子本身也值点钱，四个算一百。”他一边算一边念，“再加上之前已经折现的部分——闸北铺面的补偿八千，其他挪用物件的折价两千四百……总共是一万四千五百大洋。”
他抬起头：“这是实物部分。另外，您要求的利息……”
“按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算，”我说，“从民国二年我母亲出嫁开始，到今年，二十五年。本金四万四，利滚利。”
账房先生的额头冒汗了。算盘珠飞快地跳动，声音密集得像雨点。
最后，他报出一个数字：“连本带利，总共……七万八千六百二十三元四角。”
客厅里一片寂静。
陈律师摘下眼镜擦了擦：“陆小姐，这个数目……”
“不多。”我说，“二十五年，四万四的本金，放在银行里也该有这个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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