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办公室内的气氛，与手术室的精密冰冷截然不同，却同样紧绷。深色实木办公桌后，头发花白的院长眉头紧锁，审视着主刀医生呈上的“术中决策依据说明”和数据摘要。办公桌另一侧，那位提出干预建议的副院长，姿态放松地靠在椅背上，指尖轻轻敲击着扶手。
“沃尔夫医生，”院长抬起眼，目光锐利，“我理解你和你的团队的专业热忱。但你也必须理解医院的立场。这次手术吸引了太多关注，包括一些……并非全然善意的目光。”他瞥了一眼副院长，“‘伦理与安全评估小组’的设立，正是为了在这种复杂情况下，为医院、也为你们医生，提供一道额外的保护。”
沃尔夫医生——主刀医生——站得笔直，白大褂下手术服还未更换。“院长先生，我完全理解并尊重医院对安全与声誉的重视。但保护患者的最佳利益，是医生最核心的伦理责任，也是医院声誉的基石。”他的声音平稳而有力，“《框架协议》经过数月的严谨推敲，已经构建了目前人类能力范围内最周全的监督与制衡体系。它授予现场医疗团队，基于实时数据和专业判断，进行术中决策的权力。这份权力，不是特权，而是为了应对大脑这种复杂动态系统所必需的灵活性。”
他指向数据摘要中的关键图表：“患者对特定参数产生了显着且持续的反应，网络状态被引导向一个更稳定的模式。这是一个宝贵的‘治疗窗口’。如果我们现在暂停，等待一个可能需要数天甚至数周才能召开、且成员并非全部精通深度脑刺激实时调控的委员会来评议，我们将永远失去这个根据患者大脑即时反馈进行精细校准的机会。对于这位进行性核上性麻痹晚期的患者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唯一一次获得有意义的症状缓解的机会。”
副院长轻轻咳了一声，插话道：“沃尔夫医生，没人质疑你的专业能力。但‘宝贵窗口’的判断，是否也带有主观成分？如果进一步探索导致不可逆的损伤，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委员会的存在，正是为了集思广益，分担这种沉重的责任。”
“责任已经在协议中明确划分。”沃尔夫医生寸步不让，“而且，协议的核心精神是‘在严密框架下进行负责任的探索’。暂停探索，本身就可能构成对协议的违背，并可能被患者家属追究未能尽最大努力的责任。法律小组的分析已经指出这一点。”他提及了沈瓷方面准备的法律论据。
院长陷入了沉默，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报告边缘。他必须在专业判断、行政风险、医院声誉、还有那若隐若现的国际药企联盟影响力之间，做出艰难的权衡。
就在这时，院长办公室的内线电话响了。秘书接听后，捂住话筒，低声道：“院长，是海德堡大学医学伦理中心的穆勒教授，我们的独立伦理观察员。他希望和您通话，关于手术。”
院长微微一愣，示意接进来。一个沉稳严肃的声音通过扬声器传出：“院长先生，抱歉打扰。我一直在酒店通过安全链路关注手术进程和数据简报。基于我目前的观察，此次手术的执行完全符合预注册的研究方案和《框架协议》条款。现场团队的决策过程专业、审慎，数据透明。我认为，在当前取得积极初步结果且无明显安全风险信号的情况下，中断既定的术中参数优化流程，转而等待一个常规委员会评议，可能构成对‘研究连续性’原则的不必要干扰，也可能对患者潜在获益造成不可逆的损害。我以独立观察员身份，建议尊重现场团队的专业判断。”
穆勒教授，作为国际知名的伦理学家，其独立意见具有极大的分量。他的发言，如同一记重锤，砸在了副院长试图构建的“程序安全”论调上。
院长的眼神变了。他看了看脸色微沉的副院长，又看了看神色坚定的沃尔夫医生，终于做出了决定。
“沃尔夫医生，”院长沉声道，“回到你的岗位。医院尊重《框架协议》和现场团队的专业判断权。请继续，但务必如履薄冰，将患者安全置于绝对首位。评估小组将进行事后评议，而非事前干预。”
“明白。谢谢院长。”沃尔夫医生没有任何多余表情，微微颔首，转身快步离开了办公室。时间，每一秒都至关重要。
当沃尔夫医生重新消毒进入手术室时，远程支持中心的沈瓷第一时间从加密频道得到了简短通报：“障碍清除，继续。”
沈瓷只回复了两个字：“收到。” 悬着的心并未完全放下，因为真正的技术挑战，现在才要开始。
手术室内，团队立即重启进程。基于之前的数据，他们决定以Gamma-7参数为核心，进行更精细的“微调”，尝试在抑制异常振荡和维持网络基本功能、避免长期副作用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调整能量输出，下降15%，观察效果。”沃尔夫医生指令。
能量微降，目标区异常振荡抑制效果略有减弱，但依然显着。下游θ波调制现象也同步减弱。感知模块数据显示能量分布更加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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