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平十四年冬到十五年春，大夏在西域和印度洋方向持续施加的经济压力，如同缓慢渗入岩石的冰水，开始在奥斯曼帝国庞大却并非铁板一块的躯体内部，引发一系列细微而危险的裂痕。经济制裁的绞索尚未勒紧脖颈，但已足以让这头巨兽感到呼吸不畅、血流滞涩，进而激化了其固有的内部矛盾。
最先感受到寒意的，是帝国财政和依赖过境贸易的边境省份。来自大夏理藩院和户部的综合情报，以及曹正淳内厂从波斯、印度乃至奥斯曼境内零星传回的消息，拼凑出了一幅逐渐清晰的图景。
帝国中央财政原本就因连年对欧（哈布斯堡）和对波（萨法维）的战争而吃紧，东西方贸易税收是重要的补充。如今，来自东方的奢侈品（丝绸、瓷器、茶叶）输入量明显减少，品质下降（许多好货被大夏引导至南方海路或北方波斯路线），导致帝国境内这些商品价格上扬，苏丹宫廷和伊斯坦布尔显贵们的采购开支增加，而相应的关税收入却在下滑。同时，帝国出口到东方的一些特产（如安纳托利亚的优质羊毛、埃及的亚麻、某些特定矿石）也因大夏提高关税和设置壁垒而销路受阻，相关产业的税收和商人利润受损。
更直接的打击在边境。安纳托利亚东部、叙利亚北部、乃至两河流域的贝伊们和帕夏们（总督），以往很大程度上依赖控制商路、征收过境税、以及与东方商队的贸易来充实自己的金库和供养军队。如今，商队改道或减少，他们的“活水”收入锐减。大夏支持的波斯萨法维帝国在北方加强控制，也挤压了奥斯曼在里海西岸和高加索地区的传统贸易利益。这些边境实力派的不满开始滋生。他们或许不敢公开抱怨苏丹的东方政策，但消极应付中央的征税命令、暗中纵容甚至参与针对改道商队的劫掠（然后嫁祸给“盗匪”或“波斯人”）、以及与伊斯坦布尔派驻的税务官发生摩擦的事件明显增多。
一位内厂通过波斯商人获得的、来自迪亚巴克尔（安纳托利亚东南重镇）的匿名信件中提到：“……帕夏大人（指当地总督）的酒宴依然奢华，但宾客们私下都在抱怨，今年从阿勒颇和大马士革来的东方丝绸和瓷器又少又贵，品质大不如前。帕夏的亲卫队已经三个月没有足额领到饷银了，据说是因为商路税收不足。城里来自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人倒是在议论，说是有大夏的船队绕过我们，直接从海路把货运到了意大利……”
经济困境如同涟漪，从上层蔓延到城市中下层。伊斯坦布尔、布尔萨、阿勒颇、开罗等帝国主要的手工业和商业中心，开始感受到连锁反应。
首先受影响的是与东方贸易直接相关的行业：丝绸再加工匠人、瓷器贩售商、茶叶店主、从事远途货运的骆驼夫和船东……他们的货源变得不稳定，成本增加，生意萧条。例如，伊斯坦布尔着名的“大巴扎”（大市场）里，来自东方的瓷器商铺开始减少进货，或者转而销售品质较次的本地仿制品或波斯货，利润大减。一些规模较小的商行甚至因此倒闭。
其次，帝国为了应对财政压力和潜在的东方威胁（虽然尚未公开宣战），开始加强军备，增加对一些战略物资（如铜、锡、硝石、优质木材）的征收和管控，并可能加征特别税。这进一步推高了部分原材料价格，挤压了其他民用制造业的利润空间。同时，军费开支的倾斜可能导致某些民用工程或福利支出的缩减。
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开始增加。失去工作的骆驼夫、码头工人、相关手工业的帮工学徒，与城市里原有的贫民、流民混杂在一起，成为不安定的火种。物价（尤其是粮食和部分依赖进口的商品）的波动，更加剧了普通市民的生活压力。
承平十五年二月，一场突如其来的骚乱在帝国旧都布尔萨爆发，导火索是面包价格的上涨和一家大型丝绸工厂的突然裁员。 愤怒的工匠、失业工人和城市贫民聚集起来，最初是冲击面包店和工场主宅邸，随后演变成与城市卫队的冲突。骚乱持续了三天，虽然最终被镇压下去，但造成了数十人死亡和大量财产损失。更关键的是，骚乱中出现了针对“苏丹的敛税官”和“无能的总督”的呼声，甚至有人私下传言，是“苏丹在东方招惹了强大的异教徒皇帝，才导致商路断绝、民生凋敝”。尽管这种言论很快被压制，但种子已经播下。
类似的、规模较小的抗议和骚动，在阿勒颇、大马士革等地也有零星报告。城市的不稳定，开始动摇帝国统治的基层秩序。
经济困难和随之而来的社会不稳定，迅速反映到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激化了高层本就存在的政策分歧。
以宰相易卜拉欣帕夏为代表的相对务实派（并非不扩张，但主张审时度势、优先解决内部问题、注重财政健康）声音增强。他们向苏丹苏莱曼二世陈情，指出东方政策（尤其是前期试探性进攻和支持叶尔羌）已经带来了明显的负面经济后果，边境不稳，城市动荡。他们认为，与大夏这样一个遥远但实力强劲、且明显掌握着新技术优势的帝国持续对抗，不符合奥斯曼当前的核心利益（应对欧洲和波斯）。他们主张，应该接受大夏使团即将到来的事实（奥斯曼使团已在路上），认真谈判，哪怕做出一些让步（如在贸易条件上），以恢复商路，稳定东方局势，集中精力对付欧洲的哈布斯堡家族和宿敌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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