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平十五年秋至十六年春，随着《承平—苏莱曼条约》的签订以及往来于欧亚之间的商队、使节、传教士、冒险家的口口相传，关于遥远的东方帝国——大夏——如何迫使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屈辱签约、放弃东扩野心的惊人消息，如同投入欧洲这潭已不平静湖水的巨石，激起了远超东方想象的反应浪潮。欧洲的知识界、宫廷、商界乃至宗教界，对这个突然以强横姿态闯入世界舞台中央的东方巨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惊愕、好奇、贪婪与警惕。
消息主要通过四条路径，以不同速度、不同版本、混杂着大量想象与讹传，涌入欧洲：
威尼斯—地中海水路：精明的威尼斯商人是消息传播的第一批重要媒介。他们在亚历山大港、阿勒颇与大马士革的代理人，敏锐地捕捉到奥斯曼东方贸易政策剧变背后的政治地震。加密的急信通过快速桨帆船送回威尼斯，内容包含条约大致条款、奥斯曼官员的沮丧言论，以及对“中国皇帝”（他们仍沿用“Cathay”或“China”的旧称）强大军力的夸张描述（如“喷吐火焰和闪电的钢铁战车”、“能飞行数里的火龙”）。威尼斯元老院对此高度重视，消息迅速扩散至意大利诸城邦。
葡萄牙—印度洋海路：葡萄牙驻果阿的总督和驻马六甲的商站，通过与大夏东南沿海的贸易往来及在印度洋的观察，获得了更直接、但也更具倾向性的情报。他们热衷于向里斯本宫廷报告奥斯曼在东方吃瘪的消息（这符合葡萄牙利益），同时也不忘强调大夏海军的崛起及其对贸易航线的潜在控制力，夹杂着对大夏“傲慢”与“排外”（指限制传教和贸易活动）的抱怨。葡萄牙耶稣会士的信件则补充了关于大夏“新奇机械”和“庞大官僚体系”的描述。
陆路商队与哈布斯堡间谍网：穿越波斯和奥斯曼领土的陆路商队（尤其是亚美尼亚和犹太商人），以及哈布斯堡家族在奥斯曼境内的间谍，也带回了碎片化的信息。这些信息往往更侧重于奥斯曼内部的动荡、条约造成的屈辱感，以及关于大夏军队“纪律严明如机器”、“火器精良无比”的战场传闻。
荷兰与英格兰的后来跟进：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格兰“商人冒险家公司”的代理人，由于贸易网络稍晚建立，信息获取稍迟，但他们通过收买葡萄牙雇员、接触从东方返回的船员，以及分析贸易数据的变化（如东方商品流向的改变），也迅速拼凑出了大致图景。
在传播过程中，信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夸张和变形。大夏的“铁甲车”被描绘成刀枪不入、自行移动的钢铁堡垒；“火龙出水”火箭被传为可以精准追踪目标的魔法武器；萧云凰的形象则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而强大的色彩，有人称其为“拥有千年智慧的东方女巫”，也有人根据零星传闻，将她与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联系起来（中世纪欧洲传说中一位在东方统治着富强基督教国家的君王）。
欧洲文艺复兴的余晖尚未散去，地理大发现方兴未艾，欧洲知识分子正沉浸在重新“发现”世界、并对自身文明充满信心的氛围中。大夏崛起的消息，对他们固有的世界观造成了剧烈冲击。
首先是对“东方”认知的颠覆。长期以来，尽管马可·波罗的游记和少数传教士的报告描绘了一个富庶的东方，但在许多欧洲精英眼中，东方（尤其是中国）更多是一个遥远、古老、可能已经停滞甚至衰落的文明。奥斯曼帝国则是横亘在东方的、野蛮而强大的伊斯兰屏障。如今，这个屏障被东方的另一个帝国狠狠击退，迫使它签订城下之盟，这彻底打破了“欧洲-伊斯兰-遥远东方”的传统力量想象。许多学者开始急迫地重新审视他们手中有限的、关于中国的古典文献（如古希腊罗马的记载）和近代游记，试图理解这个文明何以能突然爆发出如此力量。
其次是对“技术”与“知识”的焦虑与渴望。关于大夏新式武器和机械的传闻，深深刺激了欧洲的科学家、工程师和炼金术士们。在意大利的大学、巴黎的沙龙、伦敦的咖啡馆，人们热烈讨论着“自行推动的车辆”、“比我们最好的加农炮射程更远、精度更高的火炮”的可能性。一些人认为这是夸大其词，是“东方人的吹嘘”；但更多敏锐者，尤其是那些接触过来自大夏的精美瓷器、丝绸（其工艺本身就让欧洲工匠叹服）的人，开始相信东方可能掌握着某些欧洲尚未知晓的自然秘密和先进工艺。这激发了一股新的“向东学习”的暗流，尽管途径极其有限。
最后是对世界格局的重新思考。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开始意识到，世界舞台不再仅仅由欧洲诸国和奥斯曼帝国主演。一个拥有广袤领土、惊人财富（通过贸易流入欧洲的白银有很大部分最终流向中国购买商品是已知事实）和神秘强大技术的东方帝国，将成为未来全球博弈中不可忽视的、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力量。这促使他们开始思考欧洲应如何与这个新巨人相处：是尝试接触、学习、贸易，还是像对待奥斯曼那样视为潜在的威胁和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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