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狄主力因内讧溃散，最大的外患骤然消弭，天下格局瞬间清晰。以赵珩为首的北方政权，凭借光复京城的巨大威望、蒸蒸日上的实力、以及《摄政法》所带来的崭新气象，已然成为众望所归的天下共主候选。南方残存的朝廷苟延残喘，镇南王等割据势力各怀心思，但都已无法与北方抗衡。
一统天下的最后几步，摆在赵珩和林晚面前。是立刻挥师南下，武力扫平一切？还是通过政治手段，威逼利诱，迫使各方归附？抑或，还有第三条路？
摄政王府（已迁回修葺一新的部分京城宫室）内，核心成员再次齐聚。气氛与以往商讨军事不同，更多是关乎未来国体与治理的根本性思考。
“殿下，如今北狄已不足虑，江南伪朝廷人心离散，我军士气正盛，粮草充足。当趁此良机，大军南下，一举荡平江南、蜀中、岭南，完成天下一统！此乃不世之功！”郭威等武将摩拳擦掌，主张速战速决，以军事手段完成最后统一。
“郭将军所言甚是，武力乃定鼎之基。”一位新近归附、精通典章的文官附和道，“然，平定之后，如何治理？四海初定，当速正位号，登基称帝，仿前朝旧制，设立三省六部，分封功臣，以安天下人心。如此，方显正统，定乾坤。”
这是典型的旧式思维：打天下，然后坐天下，仿照前朝建立一套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
赵珩静静地听着，未置可否，目光看向林晚。
林晚沉吟片刻，开口道：“武力统一，确是目前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不可避免。然，统一之后，若仅仿前朝旧制，则我们与南逃之朝廷，与历代更迭之王朝，又有何本质区别？无非是换了一群人，坐在同样的位置上，行使同样的权力，可能数十年或百年后，又一轮循环。”
她的话让主张仿旧制的文官面色微变。
林晚继续道：“我们自望安府起，至河间新政，所尝试、所追求的，难道不是一条不同的路吗？一条更重视民生实利、更借助技术革新、更强调公平与实干的路？若天下归一后，便立刻回到老路上去，那我们所做的一切，意义何在？”
她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统一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王朝，还是为了实践和推广一种新的治理理念，创造一个不同的未来？
赵珩点了点头，接口道：“林先生所言，正是我心中所虑。打天下易，治天下难，而开创一种新的天下治理之道，更是难上加难。但我们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看到了旧制的弊端，也尝到了新法的甜头，岂能因循守旧，走回老路？”
他站起身，走到悬挂的巨幅地图前，目光扫过即将归于统一的广袤疆土：“天下一统，非为一人一姓之私业，当为天下万民之公器。如何让这‘公器’更好地为万民服务，而非成为少数人争权夺利、鱼肉百姓的工具？此乃我等必须思考之根本。”
他转过身，目光灼灼地看向众人：“故，在讨论如何南征、如何登基之前，我们需先议定，统一之后，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施行什么样的制度？”
这个问题，让在座许多习惯于旧有思维模式的文官武将一时语塞。他们想的更多的是“打下来”、“坐上去”、“封赏”，至于“什么样的国家”，那不是理所当然沿袭旧制吗？
林晚适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殿下，诸位。我们可否尝试，在统一后的新朝中，引入一些……‘还政于民’的机制？”
“还政于民？”众人面面相觑，这个词太过惊世骇俗。民，如何能“政”？
“并非将最高权力交给百姓，”林晚解释道，“而是在确保中央权威和决策效率的前提下，建立一些渠道，让地方和百姓的声音，能够更直接、更制度化地反映到朝堂之上，影响决策，监督官吏。”
她详细阐述：“例如，可否在各州县，仿照望安府‘府议堂’旧例，设立‘咨议会’？由当地士绅、耆老、有功名的读书人、甚至德行着称的农夫工匠代表组成，定期集会，讨论本地兴革利弊，向官府建言，并拥有对本地官员政绩的评议之权？其评议结果，可作为朝廷考核官员的重要参考。”
“再例如，可否设立‘言路畅通’之制？不仅鼓励官员上书言事，也允许百姓（通过一定程序）投书申诉冤屈、建言献策？设立专门机构处理，定期将其中有价值者摘录，直呈御前或宰辅？”
“甚至，在关乎重大民生（如赋税调整、大型工程）的决策前，可否在相关地区进行小范围的‘公议’或‘问询’，听取受影响百姓的意见？”
林晚的构想，核心是在保持中央集权框架的同时，嵌入一定的地方自治和民意反馈机制，试图打破“皇权-官僚”对信息的垄断和权力的绝对控制，增加治理的透明度和回应性。这虽然距离真正的民主相去甚远，但在当时，已是石破天惊的制度创新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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