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治十一年的夏天，似乎格外漫长。皇帝的病情在太医精心调理和强制休养下，略有好转，头痛眩晕发作频率降低，但精力大不如前，批阅奏章超过一个时辰便会感到疲惫。多数日常政务，已不得不依赖左右相及六部处理，御前会议也大幅减少。赵珩更多时候是在内殿听口头汇报，做出关键决策。
权力的天平，在皇帝有意无意的松手下，开始向臣子一端微妙倾斜。左右相、几位实权重臣，乃至林晚这个特殊的“帝师”，影响力都在无形中增长。朝堂格局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却又暗含张力的“后皇帝勤政”时期。
林晚肩上的担子有增无减。皇子教养所已步入正轨，两位皇子，特别是赵承嗣，对新学展现出浓厚兴趣，常提出一些颇有见地的问题。但林晚清楚，真正的考验在于，如何将书本上的道理，转化为未来治国者内心的准则。她开始有意识地引导他们关注具体民生案例，如河间府织户转型、江南清丈分田的利弊、海疆管理的两难。
与此同时，海疆事务审议司在经历番船风波后，争论焦点从“要不要开放”逐渐转向“如何更有效地管理”。林晚提出的诸多具体措施，如强化市舶司、组建新式水师、设立译馆等，开始进入实质性讨论和缓慢推动阶段。尽管每一步仍有争议，但大方向已难以逆转。
然而，就在这看似平稳推进的表象下，林晚内心的波澜却日益汹涌。
导火索是诺苏的一次决定。这个已满十八岁、在格物院崭露头角的青年，向林晚提出，想跟随一支即将前往南洋（旧港一带）进行贸易和地理考察的官方船队出海，为期可能一至两年。
“娘，格物院很多关于海船、火炮、航海仪器的知识，都来自番商口述或残缺的番书，似是而非。我想亲眼去看看番人的造船厂、炮台，看看他们的海图是怎么绘制的，他们的商站是如何运作的。郭师傅改良织机需要实物参考，我们改进战船、理解海外，更需要亲眼所见。”诺苏的眼睛里，闪烁着和林晚年轻时相似的、对未知世界渴望的光芒。
林晚的第一反应是坚决反对。大海茫茫，风波险恶，番邦情势复杂，诺苏虽已成年，但在母亲眼中，仍是需要保护的孩子。当年河间府的历练尚在国内，此番远涉重洋，风险不可控。
但阿木的态度却出乎意料地支持。“诺苏是鹰，总要自己飞。他继承了你的智慧和我的胆魄，困在京城格物院里，眼界终究有限。让他去吧，带上可靠的护卫，跟着官方的船队，风险可控。男儿志在四方，见识过大海的辽阔，才知道天地的模样。”阿木的话，带着彝山人特有的豁达与对成长的尊重。
父子俩站在一起，同样高大的身躯，同样坚定的眼神，让林晚的反对显得苍白。她忽然意识到，自己不仅是一位母亲、一位妻子、一位朝臣，更是一位倡导“开眼看世界”的导师。如果自己因恐惧而束缚了孩子的脚步，那与那些她所反对的、因恐惧而闭关锁国者，又有何本质区别？
经过数个不眠之夜的挣扎，林晚最终艰难地点头同意了。她动用了所有能用的关系，为诺苏安排了最可靠的船队（船长是早年随赵珩北伐、后转入水师的老部下）、最有经验的通译、以及一队精锐护卫。临行前，她千叮万嘱，将能想到的海外注意事项、急救知识、甚至一些简易的防身格斗技巧（阿木亲自传授），反复交代。
送别诺苏那日，在津门码头，看着儿子意气风发登上高大的海船，混在一群水手和商贾中向她用力挥手，林晚的眼泪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阿木紧紧搂住她的肩膀，无声地给予支撑。
诺苏的远行，像打开了一扇闸门，让林晚心中积压已久的疲惫、对未来的忧虑、以及对“放手”的复杂情感，奔涌而出。
她开始更频繁地感到精力不济。连续处理政务后，头痛会隐隐发作；夜间难以安眠，脑海中总是盘旋着江南的田亩数字、海疆的条约草案、皇子们的课业、还有诺苏在海上可能遇到的风暴。太医诊脉，说是“思虑过度，心血耗损”，开了安神补心的方子，但效果有限。
她与阿木商量，逐渐减少一些不那么紧要的朝会出席，将更多格物院的具体事务交给几位得力的副手。她将主要精力，聚焦于三件事：皇子教养的核心课程设计；《海疆事务纲要》最终版本的敲定与推动；以及，她越来越视为归宿的《格物通鉴》的撰写。
书写的过程，是一种沉淀，也是一种梳理。她将穿越前的知识碎片，与这十多年来在望安城、在江南、在朝堂的实践观察，融合在一起，试图构建一套不同于传统经学的、务实致用的知识体系。从农具水利到纺织建筑，从行政管理到经济原理，从基础教育到技术伦理。她写得缓慢而审慎，每一段都要反复斟酌，力求准确、明晰、可操作。
写作时，她偶尔会想起那个遥远的现代世界，想起那些早已模糊的过往。那些知识曾是她安身立命、改变环境的工具，如今，她希望它们能以另一种形式，在这个时空留下烙印，或许能帮助后来者少走一些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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