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将近，户部衙门里算盘声日夜不绝，空气中弥漫着墨香与纸张特有的气息。一年一度的全国钱粮总账，正在紧张地核算汇总之中。今年的账目，比起往年，多了几分令人期待的色彩。
得益于江南四府“一条鞭法”试点的艰难推进（尽管阻力重重，但清丈出的隐匿田亩和追缴的历年积欠，仍是一笔可观的数字），以及广州市舶司依据新条约对夷商贸易征收的关税（虽然刚刚开始，但税额已远超以往“抽分”所得），户部尚书捧着初步的汇总清单，紧锁了大半年的眉头，终于有了一丝舒展的迹象。
根据初步核算，太仓银库（国库）岁入，较之上年，预计可增加约一百二十万两！其中，江南清丈及新法带来的田赋增收约占四成，海关关税占三成，其余为各地因吏治整顿、税卡清理带来的零星增长。这个数字，对于连年因军费（北境、海军）、工程（水利、道路）、逆案善后而吃紧的国库而言，不啻为一剂强心针。
尤其让户部官员们感到振奋的是，海关关税的增长潜力巨大。随着《广州条约》的落实和贸易规范化，前来广州贸易的夷商数量明显增多，且因税率明确、管理相对规范，走私现象有所减少，正税收入稳步提升。此外，朝廷默许甚至鼓励的、由官督商办的“南洋贸易船队”也开始了首次试航，虽然尚未返航，但其前景被广泛看好，未来或可成为又一个重要的税源。
增加的岁入，大大缓解了朝廷的财政压力。赵宸与户部、工部、兵部协商后，对这笔“意外之财”做出了初步安排：一部分用于填补先前为应急而挪用的其他款项；一部分追加投入海军后续舰船建造及边军火炮改造；一部分作为来年继续推广“一条鞭法”试点及兴修重点水利工程的预备金；还有一部分，则用于提高部分低品级官员和边军基层士卒的薪饷，以稳定人心。
尽管岁入增加，但赵宸在朝会上谈及财政时，依旧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此番岁入稍增，乃多方努力、恰逢其会之果，不可视为常态。江南清丈，阻力未消；海关之利，受制于外情；商队远航，风险莫测。理财之道，重在开源与节流并举，长效与稳固为要。诸卿切不可因一时宽裕而滋生侈靡，反当借此良机，夯实税基，革除积弊，方是长治久安之计。”
他要求户部，不仅要算清今年的账，更要着手制定未来三年的财政预算，将海军建设、技术研发、民生工程、官员养廉等长期支出纳入通盘考虑，探索建立更加规范、透明的预算制度。
与此同时，赵宸也开始考虑林晚来信中“以海养海”的更深层次含义。除了关税，海洋能否带来其他财富？他指示市舶司和沿海地方官，开始系统调查沿海渔业、盐业、珍珠采集等传统海洋产业的现状与潜力，思考如何通过改进技术（如造船、渔具）、规范管理、拓展销售来增加其产值和税收。他甚至萌生了一个念头：是否可以在讲武堂内，增设一个“海事经济”的研究方向，专门探讨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国家财政的关系？
开源初见成效，让朝廷上下对太子推行的新政有了更切实的信心。那些原本对清丈田亩、开放海禁持有疑虑或反对的官员，在实实在在的银两面前，也不得不重新掂量。改革，总是伴随着阵痛，但当改革的红利开始显现时，凝聚共识、推动深化的力量也会随之增强。
户部的算盘声，在这个冬天，似乎比往年更加清脆，也更有底气。帝国的财政机器，在年轻储君的精心调度下，正努力挣脱困局，向着更加健康、可持续的方向，艰难而坚定地转动。
腊月里，一个风雪交加的傍晚，一支风尘仆仆的船队悄然驶入了广州港。这正是数月前由朝廷支持、几家实力雄厚的闽粤商号联合组建的“南洋贸易船队”。船队由四艘大型福船组成，载满了丝绸、瓷器、茶叶、棉布以及少量新式农具样品，在两名水师退役老舵工和一位略通南洋土语的商人带领下，于初夏时节南下，历时半年，往返于吕宋、满剌加、爪哇等地。
船队的归来，在广州商界乃至朝廷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虽然船队规模不大，且是首次尝试，但其带回的货物与见闻，却为这个刚刚打开海禁之门的帝国，带来了第一缕来自遥远南洋的、带着咸腥与香料气息的风。
船队主事人，一位姓陈的泉州商人，在向广州市舶司和随后赶来的朝廷特使汇报时，难掩兴奋与疲惫交织的复杂神色。
“托陛下洪福，殿下英明，船队此行，虽遇风浪，亦有惊无险。”陈商人禀报道，“我等抵达吕宋马尼拉时，当地西班牙人（此时吕宋被西班牙殖民）初时戒备，待验明货物、知晓我等乃大明朝官方许可之商队后，态度转为热切。其地盛产白银，极缺我朝生丝、瓷器，交易颇为顺利，获利丰厚。”
“在满剌加（马六甲），局势复杂。葡萄牙人（东印度公司）与荷兰人争斗不休，当地土王夹缝求生。我等持朝廷文书，两边不得罪，与葡萄牙人、荷兰人及当地商人皆有贸易，换得了大量胡椒、丁香、豆蔻等香料，还有象牙、犀角、苏木等珍货。更有幸，结识了几位常往来于天竺（印度）乃至波斯（伊朗）的阿拉伯商人，从其口中得知更西方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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