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秋时节，《中葡广州条约》的正式文本，在无数目光的注视下，于广州城外的海珠炮台前，由大明礼部右侍郎周明道与葡萄牙东印度公司董事兼特使佩德罗，共同签署用印。岸防炮台肃立，水师战船巡弋，仪式庄重而简朴，却无声地宣示着主权与力量。
条约内容迅速明发天下。沿海各州县接到邸报，百姓得知红毛夷正式道歉赔款、且今后贸易需守规矩，无不拍手称快，对朝廷尤其是太子殿下的信任与拥戴达到新高。市舶司依据新定税率，开始着手整顿广州口岸的贸易秩序，设立专门的“夷商馆区”，制定详细管理章程。
八十万两白银的赔偿款，首批四十万两随条约签订而运抵广州，解入藩库。这笔巨款，按照赵宸与户部、工部的规划，一部分用于偿还先前为筹建海军发行的部分“海防国债”（本息），以维持朝廷信誉；一部分拨付工部，作为后续“镇海级”大型战舰研发及第二批“破浪级”战舰建造的启动资金；剩余部分则用于奖励在海军建设、谈判有功人员，以及抚恤历年海战中阵亡将士的家属。
冯闯的水师并未因条约签订而有丝毫懈怠。相反，趁着夷人内乱、远东力量收缩的宝贵窗口期，他按照太子“稳扎稳打，宣示主权”的指示，开始组织以“破浪一号”、“破浪二号”（新近下水）为核心，辅以多艘改装战船和补给船的混合编队，进行定期、常态化的南海巡航。巡航范围逐渐向南扩展，最远抵达了澎湖、台湾南部海域，沿途测量水文，绘制海图，访问沿海渔民，并“偶遇”了几艘仍在附近活动的葡萄牙保王派小股船只或荷兰、西班牙的探险船（此时西方诸国在远东竞争激烈），明军舰队都保持着威严而克制的距离，展示存在，却不主动挑衅。
这种扎实的、步步为营的海上存在，虽然没有激烈的战斗，却潜移默化地强化了大明对相关海域的实际控制力和影响力，也让周边一些原本摇摆或受西方势力影响的小型政权（如琉球、吕宋的某些土王）开始重新权衡与明朝的关系。
条约的签订与海军常态化巡航，标志着大明海疆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被动防御、危机应对，转向主动经略、建立规则。虽然前路依然漫长，但一个清晰、自信且以实力为支撑的海洋战略，已经初具雏形。
京城，东宫书房。赵宸将那份盖有朱红大印的条约副本轻轻合上，目光投向墙上巨大的、标注了最新巡航路线与水文信息的海疆图。他的心中并无太多激动，反而是一片沉静的思量。
条约是手段，不是目的。它暂时束缚了最直接的敌人（葡萄牙东印度公司），换来了发展的时间和急需的资金，但海洋上的博弈远未结束。荷兰人的船队正在南洋扩张，西班牙人的目光也未离开远东，更北方的沙俄探险队据说也已越过乌拉尔山……未来的海洋，注定不会平静。
“接下来，”赵宸提笔在纸上写下几个关键词，“海军扩编，技术升级，海贸管理，人才储备，远交近攻……”每一项，都需要投入巨大的精力，协调复杂的利益，克服无数的困难。
但他并不畏惧。经过这一年多的历练，他早已明白，治国如同航海，既要有看清远方星辰的视野，也要有驾驭脚下波涛的定力与技艺。而此刻，他正掌着这艘名为“大夏”的巨舰，驶向一片更加广阔却也更加未知的深蓝。
窗外，秋高气爽，鸽哨悠扬。帝国的都城，宁静而充满活力。但赵宸知道，这份宁静之下，是无数人辛勤的付出与不懈的奋斗。而他，将继续引领着这个国家，在这承平与变革交织的时代，稳健前行。
海军技术的突破，尤其是新式火炮的定型与标准化生产，其影响并未局限于海疆一隅。如同投入湖心的石子，涟漪迅速扩散，开始惠及帝国的其他领域，其中最先受益的，便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工业与军事防务。
首先是冶金与铸造技术的提升。为了铸造更长、更坚固、内壁更光滑的炮管，格物院与工部旗下的几大官办铁厂，在诺苏团队的指导下，对原有的高炉进行了改造，强化了鼓风，改良了耐火材料，并摸索出了一套更精确的炉温控制与铁水除渣方法。这使得出产的铁水品质更加稳定，含硫磷等杂质更少，不仅适合铸造火炮，也同样适用于制造更耐用的农具（如重型铁犁、水车轴承）、建筑构件（如大型桥梁的铸铁部件）乃至部分精密的机械零件。
其次是标准化与分工协作的生产模式，逐渐从军工领域向其他官营手工业渗透。例如，织造局开始尝试将丝绸、棉布的生产流程分解，设立专门的纺纱、织造、染色、印花作坊，制定统一的质量标准，不仅提高了效率，也使得产品质量更加可控。这种模式虽然尚未大规模推广，但其展现出的潜力，已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注意。
再者，颗粒化火药与定装技术，虽为军事机密，但其背后涉及的原料提纯、颗粒压制、防潮包装等工艺，经过简化与改良后，也被应用于民用的烟花爆竹、矿山开采（爆破）等领域，提高了安全性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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