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是寻常棉布。”林越接口道，“非绫非罗，无绣无彩。然此‘寻常’二字，于在座诸位或轻如鸿毛，于州府西郊刘寡妇而言，却重若千钧。”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堂中众人，“刘寡妇，年三十二，夫亡三年，上有瘫卧婆婆，下有七岁稚子。家中薄田早年为偿夫债典卖，平日靠替人浆洗缝补、零星纺纱度日，饥一顿饱一顿，稚子面黄肌瘦。两月前，她入‘第一坊’学纺新车，因勤勉手巧，上月共得工钱四百二十文。她用此钱，为婆婆抓了拖欠许久的药，为儿子扯了三尺这棉布做新衣，余钱买了半袋糙米，掺着野菜，一家人半月来头一回吃了顿饱饭。她对我言，‘林先生，这工坊，是俺们的活命坊。’”
堂内安静下来。许多生员出身并非大富大贵，对民间疾苦并非毫无感知。刘寡妇的故事，简单，却具体得刺人。
林越放下布匹，又从袖中取出一个小小算盘（改良后的简易版）和一卷写满数字的纸：“此乃‘第一坊’开工两月来，进出物料、工酬支付、布匹售卖的粗略账目。两月间，共耗用本地棉花一千二百斤，支付六十名女工工钱总计四十二贯，售出棉布五百七十匹，得钱五十七贯。收支相抵，略有盈余，已按约支付棉农部分棉款，并预留了坊中工具维护、应急之资。此账目，织染局、工房皆有备份，可供查核。”
他抬起头，目光清澈：“在下愚见，所谓‘民生之本’，首要便在‘生存’与‘活命’。刘寡妇一家能活命，六十名如她一般的贫妇家中灶台能有烟火气，稚子身上能有件囫囵衣裳，这便是最质朴的‘本’。‘第一坊’所依之‘工巧’——新式纺车、改良织机，不过是让她们在付出同样甚至更少辛劳的同时，能多纺几两纱，多织几尺布，从而多换几文活命钱。此‘巧’，非为奇技炫人，实为‘省力增效’，让贫弱者有力可施，有路可活。”
他转向孙训导等师长座位方向，微微躬身：“孙训导日前莅临坊中指教，言及‘勿使偏离劝工之本意，沦为趋利之场’。在下深以为然。故坊中订立规章，首重‘质量’与‘公平’，劣布不计酬，勤者得奖。教导织女，非仅传技，亦劝勤俭持家，工余仍当顾念桑麻圃菜。所获薄利，除维系坊务，亦思量如何反馈——譬如正与户房商议，可否以部分盈余，设一‘工坊义塾’，许织女子女免费识字习数，使其母虽操持‘贱业’，其子亦有向学之阶。窃以为，如此方不负‘劝工’二字真义。”
这番讲述，有具体人物（刘寡妇），有实在数据（账目），有对批评的回应与升华（义塾设想），层层递进，将“工巧”完全置于“民生”服务之下，并将其拔高到“助学扶弱”的教化层面。
堂内鸦雀无声。许多生员陷入沉思。先前那些关于“聚众伤化”、“重利轻德”的抽象批评，在刘寡妇一家半月来头一顿饱饭和那“活命坊”三个字面前，似乎显得有些苍白无力。
一位年轻教谕忍不住开口问道：“林先生所言，确有其情。然则，若各处竞相仿效，皆设此类工坊，妇人皆弃家趋坊，长此以往，家室岂不空虚？人伦孝亲，又如何维系？”
林越答道：“先生所虑极是。故‘第一坊’并非要取代家家户户之‘女织’，而是为那些已无‘家织’条件或极贫者，开辟一条生路。且坊中劳作，亦有定时，并非日夜无休。织女们日暮归家，依然可奉亲教子。至于竞相仿效，若真能使更多贫弱有所依，岂非好事？然官府设坊导引，确需通盘考量，循序渐进，因地制宜，勿使扰民，方为善策。”
孙训导此时缓缓开口，语气比上次缓和许多：“林先生以实例说理，倒也别开生面。工巧之用，若真能如你所说，紧扣民生疾苦，补益教化，而非单纯逐利，则其存在，确有其理。然其分寸拿捏，利弊权衡，仍需实践长久检验。望你能持之以恒，莫忘初心。”
学政大人也微微颔首，对众生员道：“今日林先生所言，虽非经义章句，却也是实实在在的经世学问。尔等读书，既求明理，亦当知世。民生多艰，非止于纸上。都需细细思量。”
讲会散去，林越走出明伦堂，秋日阳光正好。他心中并无多少辩论得胜的得意，只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平静。他知道，一次讲会不可能完全扭转所有观念，但至少，他让“实用之学”的声音，正式传入了州府主流舆论的殿堂，用最朴素的事实，赢得了部分倾听与思考的空间。便民之路，从来不止于改善物质条件，更在于观念的碰撞与融合。而今日，他算是为这条路上的一座无形桥梁，打下了第一根桩。前方的争论或许还会继续，但有了这次开诚布公的交流，道路似乎明朗了一些。接下来，他需要做的，是让“第一坊”和咨议处的每一项工作，都经得起这越来越多人投来的、审视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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