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船厂里面的事，朝堂上的事情也不少。
先是解缙入京，一家人全数押入诏狱，但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
显然朝堂上对这桩案子也是有反对的声音的，甚至也有言官弹劾锦衣卫证据不足、刻意构陷，所以朱棣选择了冷处理，只将人投在诏狱里，等关几个月再动手。
期间不知是文官集团有意祸水东引，还是恰好撞上了这个当口……
当日定海卫通贼的事情也被翻了出来。
倭寇时常侵染沿海边境，这事朝廷上也多见怪不怪了，去年那一回格外厉害，但是观海卫援助及时、定海县城得守，未造成太大的伤害——这个结果摆在这里，在朝堂上实在是个说不上来的大事。
古代的信息不畅通就是如此，在定海县百姓眼里十年难得一遇的浩劫，几乎拼上了他们全部身家性命赢下的一场仗，自觉光宗耀祖能去阎王爷那里论论英雄的牺牲和壮举……在大多朝廷官员眼里，也不过是个不大不小的“人祸”罢了。
而在朝上，其实有一条“天灾”高于“人祸”的隐形规则。
这倒也好理解，因为天灾是言官最能够攻讦“皇帝不仁”、“天命难违”的借口，是与个人能力关联较小的灾难，做好了能领功劳，做不好也未必有很大的惩处，但人祸就不一样了……你得先找好背锅的。
要是找不到，那你最好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上报也行。
所以即便程允和观海卫指挥使的折子早就写好上呈，这件事却还是一日拖过一日，拖到了如今。
能被翻出来，还是因为文官集团要用这件事做矛，去攻伐汉王。
闻予之前就已经从谢昀那里了解过，定海卫指挥使徐海在逃亡之后，其实一直没有明确的证据能够给他定性为叛变。
这里又是一个定海县人民听见了能跳起来的常识问题。
开门揖盗，不战而降都不算叛变，那什么算？
可事实就是如此，即便程允的证据、定海县的伤亡数字都足够客观了，甚至还有徐兆言这个人证，但在朝廷上，甚至在锦衣卫眼里，这种证据依然不够“直观”。
时下认为的“直观”，和闻予概念中的直观也有着很大的出入。
他们认为，证据链中最不可缺少的，其实是强有力人证的口供。
到底怎么算强有力？
就是诸如李兴之于解缙，或是解缙之于太子，拥有“师生”“姻亲”“同族”“夫妻”这种在“三纲五常”之内被儒家认定的关系的这些人，他们的证词。
和现代法律截然相反，但也不能说错，毕竟大多数人都在这套框架之下的时候，这种方法也挺高效的。
所以如果徐海不能被判定为“通倭叛变”，那么他依然会被认定为丘福的直系心腹，而此时的丘福……显然已经没办法出来给自己辩驳了。
这件案子自然就牵扯到了汉王。
丘福从来就是汉王党的第一人，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何况汉王参与双屿岛走私一事虽然知道的人不多，却也不少，甚至南京城中也有不少世家大族跟着他一起“发财”的。
即便这是朱棣默认给儿子的“小荷包”，但是这样堂而皇之在朝廷上翻出来，也够他们这父子俩面上难看的了。
总之这件“定海卫溃败导致定海县死伤上百百姓”的案子，作为双方的博弈工具，近几日在朝堂上吵了个沸反盈天。
但好在……徐海还活着。
闻予觉得，以汉王的性格，能憋那么几天，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
他的脾气，是会做出在朝上大声嚷嚷“老子没干，把徐海给拖上来！”的事才对。
这一次，大概是刚炳指点了他。
一向不站边的刚炳，为了谢氏，终究还是在临死前打破了自己的原则。
被刚炳私下藏匿数日的徐海，最终被随堂太监们押解进入诏狱，受审吐出供词的那一天……
文官们集体失声了。
沐氏在家中晕了过去。
在徐海的供词中，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定国公老夫人沐氏所指使——这当然也属于刚炳和沐家的条件，这件事不能牵扯沐家，只到沐氏为止。
甚至他还招供了当日沐氏花钱买凶，让他派遣心腹属下千户李诚在海上截杀去普陀为皇后娘娘往生祈福的谢氏母子，以及让他联络双屿岛二当家魏恒，寻机勾结倭寇杀害梁隗夺取双屿岛，顺便入定海县灭了那个碍事的小县令种种恶事。
证词没有通过锦衣卫，是随堂太监直接呈上的。
皇帝自然龙颜大怒。
委屈了数日的汉王也总算扬眉吐气，再次获得了父皇的怜爱。
汉王殿下哄老父亲还是很有一套的，说什么“儿臣受冤枉无事，只连累父皇的英名无端遭这帮杀才质疑，儿臣实在万死也难赎”，或者是“儿臣真是鲁钝愚蠢，即便再想为天策卫和神机营劳心出力，也该寻个合适妥帖的人合作，结果却被贼人钻了空子，让父皇难做”云云。
总之朱棣喜欢这个儿子不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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