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子下飞机的时候，中国已经是晚上了。她拖着行李箱走出机舱，廊桥里的灯光照在地上。她的眼睛还没有适应这异国他乡的光线，她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股说不清的味道，不全是好的，不全是坏的，只是陌生的，每一粒都像是从没见识过世界的种子，在她肺腔里试图生根。
机场的到达大厅比东京的更宽敞，人也更多。她抬头看着指示牌，上面写着中文和英文。她的中文已经不错了，但在这种嘈杂的环境里，每个字都像是隔着一层水。她循着指示牌往出口走去，行李箱的轮子在大理石地面上滚动，声音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
一个穿黑色西装的男人站在出口处，手里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她的名字。男人个子不高，一米七出头，但很壮实，肩膀宽得像一扇门板，脖子粗得像树桩。寸头，皮肤黝黑，脸上的线条硬朗，像刀刻出来的。他站在人群里像一根柱子，一动不动。
“吉川雅子？”男人的声音低沉。
“はい（是），是我。”雅子微微鞠了一躬。
男人放下牌子，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低声说了几句日语，然后挂了，冲雅子点点头。“跟我来。”
他转身走在前面。雅子拖着行李箱跟在后面，两个人走进停车场。一辆黑色的丰田阿尔法停在那里，车门开着。男人拉开车门，雅子弯腰坐进去，里面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眼睛很亮。
“吉川雅子？”他的发音很标准。
“はい。”雅子又鞠了躬。
“我是渡边伟雄。山本先生让我来接你。”他的声音很平静，没有一丝起伏。
“渡边先生，辛苦了。”
车子驶出停车场，汇入主路，往城边区的方向开。雅子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省城的夜晚比东京更安静，路灯一盏一盏地从头顶掠过，光暗交替，她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陌生的颜色，那些她从未见过的招牌与灯火。
“吉川小姐，这是你第一次来中国吗？”渡边伟雄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是。第一次。”
“你会说中文？”
“学过一点。”
渡边伟雄没有再问。雅子也没有再说话。
车子开了大约四十分钟下了高速，拐上一条林荫道。两边的树木在车灯的光柱中投下斑驳的影子，地上满是落叶，有黄的、褐的，被车轮碾过卷起来又落下去。雅子把头贴在车窗玻璃上，玻璃冰凉的触感贴着额头，她眯起了眼睛。
荷花别墅在城边区南郊的一片别墅区里，独门独户，红墙白窗，院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门口有两盏石灯，亮着暖黄色的光。渡边伟雄下了车，拉开后座的门。雅子跟着下了车，抬头看着这栋陌生的建筑。
“这里是城边区别墅区，环境清静，平时不会有人打扰。你住二楼，最里面那间。房间已经收拾好了。”渡边伟雄走在前面推开铁门，院子里铺着青石板，种着几株竹子，在夜风中沙沙作响。
雅子拖着行李箱跟在他后面。进了门，玄关处摆着几双拖鞋。她脱了鞋换上一双，拖鞋有些大，脚在里面像两条小船。一楼是客厅和餐厅，装修是中式风格，红木家具，墙上挂着山水画。茶几上放着一束鲜花，是白色的百合，香味淡淡的。
渡边伟雄领着她上了二楼。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橘黄色的光照在地板上。最里面那间的门开着，灯也亮着。房间不大，十来平米，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床单是白色的，枕头是白色的，被子也是白色的。窗台上放着一盆绿萝，叶子绿得发亮。
“你看看还缺什么。我让人准备。”
“不缺。谢谢渡边先生。”
渡边伟雄看了她一眼。“你早点休息。明天我带你去见陈永昌。他会安排上桃花岛的事。”他转身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越来越远。雅子一个人站在房间里环顾四周，窗外的夜色漆黑如墨，什么都看不到。她把行李箱放倒打开，从里面拿出那本相册，翻开第一页，那是她父亲年轻时的照片。她看了很久，然后把相册合上，放在床头柜上。那封信还压在行李箱最底层，她始终不敢打开。
她脱了外套挂在衣架上，没有洗澡，和衣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什么都没有，灰白色的，像一块没有画完的画布，和这个陌生的城市、这个陌生的房间一样空荡荡的。她把被子拉到胸口，闭上眼睛。窗外什么声音都没有了——连狗叫都没有。
第二天早上，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床单上铺了一层暖金色。雅子睁开眼睛，看着陌生的天花板愣了片刻才想起自己在中国。她坐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外面是一个小院子，青石板地上落了几片竹叶，角落里有一口石井，井沿上长了青苔。
她下了楼，渡边伟雄已经坐在客厅里了。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手里拿着手机。看到她下来，他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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