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霁梧搬进管理员小屋那天，雨刚停。门锁是旧的，转不动，他用钥匙硬撬了两下，咔哒一声，开了。屋里没灯，他摸黑把行李放在地上——一个帆布包，两件衬衫，一本翻烂的《儿童心理发展指南》。窗台上有层灰，他没擦。
第二天早上，陆知遥路过基金会旧址，看见他蹲在后院的石阶上，用旧牙刷刷信封背面的墨迹。那些信堆在铁皮箱里，按年份排着，一摞一摞，像晒干的树叶。沈霁梧没穿西装，衬衫袖口磨得发毛，领子洗得发白，左肩还沾着一点泥，不知道从哪儿蹭来的。
陆知遥没说话，站在门口看了几分钟。他手里捏着一封信，纸边卷了，字迹是铅笔写的，被水洇过，但还能认出：“对不起，我没能让你姓陆。”
他把信放在沈霁梧的桌上。桌上除了信，还有一支削得只剩半截的铅笔，一个空茶杯，杯底有圈黄渍，干了，裂成蛛网状。门把手松了，一拉就晃，吱呀一声，像谁在叹气。
沈霁梧没抬头。他正把最后一封信放进编号“2011”的箱子里，动作很慢，指节发白。他没问陆知遥从哪儿拿来的信，也没问为什么是这一封。
陆知遥转身走了。鞋底沾着泥，踩在走廊地板上，留下三个印子，没擦。
当晚十一点，管理员小屋的灯还亮着。窗玻璃上结了层薄雾，沈霁梧站在镜子前，没开大灯，只点了一盏台灯，光偏黄，照得他半边脸发暗。他手里捏着一张身份证复印件，纸很薄，边角卷了，是去年办基金会手续时复印的。
他用红笔，一笔一划，把“沈霁梧”三个字划掉。笔尖压得重，纸面起毛，墨迹渗进纤维里。写“陆明远”时，他停了三次。第一次停在“陆”字最后一横，笔尖悬着，没落。第二次停在“明”字的日字旁，呼吸轻了。第三次，他闭了下眼，才把“远”字写完。
写完，他把纸放在桌上，没动。镜子里的人没动。台灯的光斜着照过来，照见他右手腕内侧一道旧疤，是七年前在云南留下的，没消，也没再碰过药。
他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纸。全是孤儿院的信，每一封背面，都用铅笔写着那行字。他一张张翻，翻到最新那封，是女孩写的：“哥哥，你为什么不来看我？”落款：陆明远。
他没哭。只是把信折好，塞进衬衫内袋，贴着心口。
凌晨三点，他去厨房倒水。水龙头锈了，拧一下，先出几滴黄水，才慢慢变清。他接了半杯，没喝，放在灶台上。灶台上有块干掉的酱油渍，形状像一只鸟。
他回到房间，没脱衣服，坐在床边，盯着那张身份证复印件。红字在灯光下发暗，像血干了。
窗外有风，吹动屋檐下挂着的铁皮风铃，没响，只是轻轻晃。风铃是去年一个孩子留下的，说是“能听见风说话”。他没扔，也没挂好，就那么垂着，一截铁丝缠着，歪了。
天快亮时，他起身，把那叠信全部收进铁皮箱，锁上。钥匙挂在脖子上，压在衬衫底下。他拉开门，走到后院，把铁皮箱埋进土里。土是湿的，刚下过雨，挖起来黏脚。他挖了半米深，没用工具，用手。指甲缝里进了泥，没洗。
埋完，他没拍土，就那么让风把落叶吹上去，盖着。
陆知遥第二天早上来，看见门开着，屋里没人。桌上那张身份证复印件还在，红字清晰。台灯没关，光还亮着，照着杯沿那圈黄渍，没变。
他走过去，拿起复印件，看了两秒。没说话，放回原处。转身时，瞥见床头柜上放着一支铅笔，削得尖尖的，笔杆上刻着三个小字：陆明远。
他没拿。也没动。
下午三点，基金会新址的施工队来了，推土机在远处轰隆隆地响，声音闷，像隔着一层土。沈霁梧没去现场。他在小屋的窗边坐着，手里捏着一张旧照片，是七岁陆知遥，站在福利院门口，手里攥着半块馒头，眼睛看着镜头外，没笑。
照片背面，有人用铅笔写过一行字，字迹淡了：“他记得月亮。”
陆知遥在门口站了五分钟，没敲门。他看见沈霁梧的衬衫袖口又沾了灰，和昨天一样。门缝底下，有片枯叶，被风吹进来，卡在门槛上，没动。
他转身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响了两下，停了，又响，最后消失。
晚上七点，沈霁梧锁了门，没带钥匙。他站在空地上，抬头看天。月亮出来了，半轮，灰白。风铃没响，但铁丝晃了一下，叮——一声极轻，像谁叹气。
他没动，站了二十分钟。然后转身，往回走。
小屋的灯，熄了。
第二天清晨，清洁工来打扫，发现管理员小屋的门锁换了，新的，铜的，没钥匙孔。墙上贴着一张纸，打印的，字迹工整：
“0713基金会旧址，即日起关闭。所有档案移交陆知遥先生。”
下面，用铅笔加了一行小字：
“他不是孤儿。他是我偷来的。”
纸角卷了，被风吹得微微颤。
清洁工没多看，把纸撕了，扔进垃圾桶。垃圾桶里，还有半瓶没喝完的矿泉水，瓶盖没拧紧，水快干了，瓶底积着一层灰。
风从后院吹过来，卷起几片落叶，落在铁皮箱埋土的地方，盖得严严实实。
没人再提“沈霁梧”这个名字。
也没人再问“陆明远”是谁。
只有那支铅笔，还躺在床头柜上，笔尖朝上，像一支没点着的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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