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底的四九城，风已经带了刀子。
何雨柱蹲在屋里，把门闩插好，窗户也关严实了。何雨水今天学校有活动，要晚些回来，正好给了他空档。
他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旧木箱子。箱子是何大清留下的，榫卯都松了，盖子上积了厚厚一层灰，看上去就像装破烂的。院里谁来了看见，都不会多瞧一眼。
但箱子里头有夹层。
何雨柱把箱盖掀开，里头胡乱堆着几件破衣裳、两双露脚趾的袜子、一捆旧报纸。他把这些东西拨开，伸手摸到箱底左侧的一块木板，指尖扣住边缘轻轻一撬——木板松动了。
夹层不深，刚好能平放一个铁皮盒子。
铁皮盒子是去年在废品站花五分钱收来的，原来是装饼干的，盒盖上还印着洋文，磨得只剩半个花边。何雨柱把盒子取出来放在桌上，打开。
里头整齐码着三摞票子。
最左边一摞是旧版人民币，用橡皮筋捆着，面额有大有小——一百的、两百的、五百的都有。中间一摞是粮票，全国通用的那种，用油纸细心包了两层，怕受潮。右边是一叠布票和工业券，数量不多，但够应急用的。
何雨柱把这些票子一一取出来，摊在桌上。
从七月底到十一月底，整整四个月。
二十一次黑市交易。
他翻开那个牛皮纸封面的记事本，就着窗边透进来的光，一页一页重新核了一遍。
七月二十六，头一回，卖了二十斤黄瓜和十斤扁豆。那会儿什么规矩都不懂，被老六压了价，但总算是开了张。那天回来的时候手心全是汗，棉袄里子湿透了，不是热的，是紧张的。
八月里去了四次。地里的西红柿和茄子下来了，品相比七月那批更好。老六第二次见他就改了称呼，不再叫“那谁”，改叫“小兄弟”。但何雨柱知道，这声“小兄弟”不是交情，是他带来的货值这个价。
九月是旺季。空间里的秋菜大丰收——萝卜、白菜、土豆，样样拿得出手。单是九月这一个月，他就跑了六趟黑市，每次至少带三十斤，多的时候五十斤。有一回带的萝卜个头特别匀溜，老六看了直咂嘴，当场多给了两张粮票，说“这样的有多少我要多少”。
何雨柱没敢“有多少给多少”。
他知道分寸。
一个生面孔，要是能源源不断地往黑市上供应这种品质的菜，不出一个月就会被盯上。所以他每次都控制量——今天三十斤，下次二十斤，再下次干脆不去，隔一周再说。让老六觉得他就是个偶尔能弄到好货的散户，不是稳定货源。
这种“不稳定”，恰恰是最好的保护色。
十月份去了五趟。入秋之后黑市上查得紧了，联防队在花市、崇文门、德胜门都加了巡查点，逮着人就问。何雨柱减少了去的次数，但每趟带的东西单价更高了——不再卖大路菜，改卖细菜。秋黄瓜、秋豆角、小油菜，反季节的品相在黑市上就是硬通货，价钱能翻一倍。
十月底那次碰上联防队临时巡查，他在死胡同里蹲了整四十分钟，腿都蹲麻了。等巡逻的手电光彻底消失在巷子口，他才敢猫着腰摸出去。那次之后他把交易时间从凌晨三点改到了凌晨两点，路线也换了三条。
十一月只去了三趟。一来天冷，空间里没什么新菜可采；二来风声还是紧，不值得为几个钱冒太大的险。
何雨柱把记事本上的数字一笔一笔加了一遍。
旧版人民币——六百七十八万。听起来吓人，但眼下这个年份，六百万也就折合后来的六七百块钱。不过对一九五二年一个十六岁少年来说，这已经是笔不小的数目了。普通人一个月工资不过三四十万，他四个月攒下的，赶得上人家干一年。
粮票——八十六斤。都是全国通用的，在谁手里都能买到粮食。这东西比钱还硬，黑市上粮票换钱的比钱换粮票的多得多。
布票十二尺，工业券八张。
除此之外，铁皮盒子最底层还压着一个小布袋。何雨柱把布袋倒出来，叮叮当当滚了一桌面——三十二枚银元，袁大头。
这些银元不是黑市上卖菜挣的。
是寻宝得的。
何雨柱拿起一枚银元，对着窗边的光仔细端详。袁大头正面那个穿军装的侧面像已经磨得有些模糊了，但边缘的齿纹完整，背面嘉禾图案清晰，成色极好。这种品相的银元，在眼下这年头一枚就能换七八万旧币，往后到了六七十年代，价值还要翻不知多少倍。
他把银元一枚一枚地数了一遍，又装回布袋里。
这几个月寻宝的收获，远不止这些银元。
周日休息的时候，他几乎每次都出去“闲逛”。有时候往东城走，在老四合院集中的片区，用探查功能感应埋在地下的老物件。有时候去南城的废品站，在堆积如山的“破烂”里寻摸别人当垃圾的好东西。
上个月在花市附近一家废品站，他从一堆旧书里翻出一本光绪年间的《本草纲目》，书页泛黄，边角虫蛀，但整体完整。老板看了一眼，说“这破烂你给五分钱拿走”。何雨柱没还价，接过书的时候手心都在发烫——这种古籍在后世，一本就能换一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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