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
三月中旬，胡同口那棵老槐树就冒了新芽，嫩绿嫩绿的，在料峭的春风里打着颤。何雨柱推开家门的时候，天还没全亮，东边天角上挂着一层淡淡的鱼肚白，空气里带着一股子泥土翻新的腥味，混着谁家早起生炉子的煤烟，呛得他眯了眯眼睛。
他站在门口系好棉袄扣子，把围巾在脖子上多绕了一圈。虽说已经开春了，可四九的早晨还是冷得扎骨头，呼出的气在面前凝成一团白雾，转眼就被风吹散了。
何雨水还在屋里睡着。小姑娘现在十一岁了，个子蹿了一截，去年做的棉袄袖子已经短了半寸，露出小半截手腕。何雨柱想着等这个月发了工资，得去裁缝铺给她做件新的。
他没惊动妹妹，轻轻带上门，拎着饭盒往食堂走。
从四合院到食堂这条路，他已经走了快三年。哪块青石板松了，哪个墙角爱积雨水，哪个胡同口的风最大，闭着眼都知道。这三年里，他每天早上都是这个时辰出门，晚上天擦黑才回来，风雨无阻。
食堂的工作还是老样子。切菜、配料、看火候、颠勺——这些活计他已经做得烂熟了。师傅去年冬天就说他“出师了”，现在灶上的事基本都交给他，自己只在旁边指点几句。何雨柱也不骄傲，该切的切，该炒的炒，手上的活从来不马虎。
他现在的厨艺，已经不只是“能做几个菜”的水平了。
空间里种出来的蔬菜品质远超外面，他拿着这些食材反复练习，火候掌握得越来越精准，调味的功夫也越来越细腻。同样的菜谱，他做出来的味道就是比别人好一截。师傅私下跟人说过：“这孩子天生是吃这碗饭的，祖师爷赏饭吃。”何雨柱听了只是笑笑，什么都不说。
他心里清楚，这不是祖师爷赏的，是空间赏的。
下了班之后的事，才是他真正花心思的地方。
夜校的课上到今年已经是第三期了。何雨柱从最初的扫盲班念到了初级班，语文、算术、常识三门功课都学得扎扎实实。他上课从不迟到，作业从不拖欠，笔记写得整整齐齐。夜校老师姓孙，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教了一辈子书，什么样的学生都见过。可他第一次见到何雨柱的作业本时，愣了好一会儿——那字写得工工整整，一笔一划像是印上去的。
“何雨柱同学，你以前念过书？”
“没有，就是这几年在夜校学的。”
孙老师推了推眼镜，没再说什么。后来他在班上把何雨柱的作业本举起来给全班看，说：“都看看，这就是认真学的样子。”
何雨柱的同桌是个在煤铺扛活的年轻人，叫马三义，长得五大三粗，写字却跟鸡刨的一样。他凑过来看了一眼何雨柱的本子，啧啧两声：“柱子，你这字怎么练的？我练了半年还是歪的。”
“多写就行了。”
“多写也不行啊，我这手就不像拿笔的。”
何雨柱看了他一眼。马三义比他大两岁，家里是城郊的农户，进城来扛煤讨生活。人老实，干活不惜力，就是脑子有点直。两人在夜校坐了一年的同桌，关系处得还行。
“你上次算数考了多少？”何雨柱问。
“六十五。”马三义挠了挠头，“差点就不及格。”
“下次能考上七十不？”
“悬。”
“那就再多做几道题。”
马三义咧嘴笑了：“行，听你的。”
夜校放学是晚上九点。何雨柱收拾好书包，跟马三义在门口分手。马三义往城郊走，何雨柱往南锣鼓巷的方向走。但他通常不直接回家。
黑市的交易还得继续。
这三年下来，四九城的几个黑市点他已经摸得门儿清。德胜门外的那处散场最早，天不亮就有人蹲着，天亮就散，做的都是粮食生意；东单那处藏在胡同深处，晚上九点以后开始，凌晨两点收摊，货品最杂，什么都有；还有一处挨着城墙根的旧货市，专做老物件和古玩，来的人少，但买主都带着真金白银。
何雨柱常去的是东单那处。
他选这个点，有他的道理。晚上九点之后，夜校正好放学，时间上接得上。胡同深处七拐八绕，万一有公安查，也能跑得脱。最重要的是这里人多，鱼龙混杂，谁也不会特别注意谁。
去黑市的装扮是固定的：一件打了好几个补丁的旧棉袄，一顶带耳巴的棉帽子压到眉毛，脸上还围了一条灰不拉几的围巾，只露出两只眼睛。这身打扮在黑市里不显眼——大家都差不多，谁也不想被人认出来。
他每次去黑市带的东西不多。一二十斤粮食，或者十几斤蔬菜，用旧麻袋装着，往角落里一蹲，等买主上门。他的货质量稳定，粮食颗粒饱满，蔬菜水灵新鲜，比市面上凭票供应的那些不知好了多少。有了几个固定的老主顾，每次带的东西基本都能在半个时辰内出手。
价钱也在慢慢涨。五二年那会儿，一斤细粮在黑市上能卖到三毛多。到了今年，同样的东西已经能卖到将近五毛了。何雨柱不贪心，每次出货的量控制在手里拎得动的范围内，多了不卖。安全比赚钱重要——这个道理他从一开始就刻在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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