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的春天来得早，三月底的风里已经不带刀子了。何雨柱从食堂下班回来，换了身灰布旧棉袄，把围巾在脖子上多绕了两圈，遮住了大半张脸。他没走南锣鼓巷的正街，而是拐进了东棉花胡同，沿着墙根往东直门方向走。
天还没全黑，胡同里已经有了晚饭的烟火气。谁家炒的葱花炝锅，刺啦一声响，香味从矮墙头上飘过来，勾得人肚子咕咕叫。何雨柱没停步，他兜里揣着两个杂粮饼子，是在食堂后灶上自己贴的，还热乎着。但他现在不是去找地方吃饭的。
今天是礼拜三，是他定期去黑市出货的日子。
黑市这东西，说玄乎也不玄乎。一九五四年了，粮食统购统销已经实行了一年多，粮票、布票、油票票证齐全，明面上什么都要凭票供应。但人总是要吃饭的，手里有闲钱的人总想多买点细粮，乡下有些生产队私留的地也总有富余产出，一来二去，就有了暗地里的交易。
四九城里的黑市不止一个。何雨柱跑了快三年，踩过七八个点，最后固定下来三个——东直门外一个、德胜门外一个、天桥附近一个。三个点轮着去，每次去的时间不一样，装扮不一样，卖的货也不一样。今天轮到东直门外。
东直门外这片地方，原来是一片乱葬岗子，后来迁了坟，盖了些零散的民房，住的人杂，三教九流什么都有。天黑之后，胡同里没人点路灯，黑漆漆的，只有谁家门缝里透出来一线昏黄的煤油灯光。
何雨柱穿过两条窄巷子，在一棵歪脖老槐树下站住。树后头是一道坍塌了半截的土墙，墙那边是个废弃的砖窑，残窑的窑口像个黑窟窿，风从里头灌出来，呜呜地响。
窑口边上已经蹲着几个人了。
黑市的规矩很简单——不点灯、不说话、不对眼神。卖家找个角落蹲着，货搁在脚边，用包袱皮盖着。买家来了，蹲下来掀开包袱皮看一眼，伸手在袖子里比划价钱。谈得拢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谈不拢各自走人，谁也不认识谁。
何雨柱在老槐树西边找了个位置，靠着半截砖墙蹲下，从怀里掏出一个蓝布包袱，解开一角，露出里面的东西——二十斤棒子面，五斤白面，还有三棵大白菜。棒子面是空间里磨的，白面也是空间里的麦子磨的，白菜更不用说，空间出品，比市面上的水灵得多。
他没吆喝，也不抬头，就那么蹲着。
不到一刻钟，来了第一个买家。
那人穿着藏蓝色的棉袄，领口翻出一截油腻腻的衬衣领子，一看就是城里机关单位的小干部。他蹲下来，用手捏了捏白菜帮子，眼睛亮了——这白菜帮子脆生生的，一掐就出水，跟市面上的冻白菜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多少？”那人压着嗓子问。
“棒子面一角五一斤，白面三角，白菜五分一棵。”何雨柱报完价，就不再说话。
那人犹豫了一下，在袖子里跟何雨柱比了个手势，意思是能不能便宜点。何雨柱摇头——他的货品质摆在这里，值这个价。那人又看了看白菜，最终还是掏了钱，把三棵白菜全买走了，又买了五斤棒子面。
第一笔交易成了。
接下来一个多时辰里，陆陆续续又来了五六个买家。白面最抢手，很快就出完了；棒子面也卖了大半；剩下的几斤棒子面，何雨柱打算降价出手，早点回去。
这时候，一个穿灰布棉袍的人走了过来。
何雨柱余光一扫，心里警觉了几分。这人走路稳当，脚步不紧不慢，不像来买东西的。灰布棉袍虽然旧，但料子不差，领口干干净净，手上戴着一双半旧的皮手套。在黑市这种地方，戴皮手套的人不多。
那人蹲下来，没看白菜，也没看粮食。
“小兄弟，来根烟？”他从怀里掏出一盒大前门。
何雨柱摇头：“不会。”
那人自己点了一根，火柴的光亮在黑暗里一闪，照亮了他半张脸——四十来岁，瘦长脸，颧骨很高，眼睛不大但很有神，嘴角带着一丝笑。何雨柱不认识这个人，但他记得这张脸。去年冬天，在天桥那个黑市点，他见过这个人一次。当时这人蹲在对面墙角，既不买东西也不卖东西，就那么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你这面不错，”那人吸了口烟，声音压得很低，“自己磨的？”
“替人卖的。”何雨柱不接茬。
“行，不打听来路，”那人笑了笑，把烟灰弹在地上，“我有桩生意，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何雨柱心里一紧，面上不动声色：“什么生意？”
“不是粮食生意。”那人左右看了看，确定周围没人注意他们，才接着往下说，“我手里有个铁路上的名额。”
铁路上。
何雨柱的手指在袖子里捏紧了。
“什么名额？”他问。
“四九铁路局公安段，”那人把声音压得更低，“正经铁警，穿制服，带枪，吃公粮。”
何雨柱沉默了。
他不是不懂这意味什么。铁路警察——那可是真正的铁饭碗。一九五四年，铁路系统还没后来那么庞大，但已经是国家命脉，铁路公安更是要害部门。穿上一身铁警制服，那就是国家的人，有执法权，有稳定工资，有住房补贴，有医疗待遇，还能全国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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