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何雨柱提早一个钟头下了工。
他跟师傅请了假，说是家里有事。师傅看他神色如常，不像出什么大事的样子，也就没多问，只叮嘱了一句“明天别迟到”。何雨柱应了一声，解了围裙，换了身干净衣服就出了食堂大门。
从食堂到东四牌楼，要走四站地。何雨柱没坐公交，沿着东直门内大街一路往西走。天还没黑，街上的人不少——下班的工人、放学的小孩、提着菜篮子的妇女，自行车铃铛声和吆喝声混在一起，闹哄哄的。他走得不快不慢，像是个下了班遛弯的普通人，但脑子里的念头转得比脚下的步子快多了。
马三说的那个孙秃子，到底是什么人？
马三自己是个卖菜的，在黑市里混了五六年，人脉不算广，但消息灵通。他认识的人五花八门——倒票的、走货的、顶班的、牵线的——三教九流都有。能让他用“靠谱”两个字来形容的人，至少不是个骗子。但“靠谱”和“能办事”之间，还隔着一条沟。这条沟有多深、多宽，得自己蹚了才知道。
何雨柱走过东直门桥的时候，停下来买了两个芝麻烧饼。烧饼铺的老板认识他，笑着打了个招呼：“柱子，今天怎么往西边来了？”
“办点事。”何雨柱接过烧饼，撕了一块塞进嘴里。烧饼刚出炉，芝麻还泛着油光，咬一口酥得掉渣，但他吃得心不在焉。
铁警名额。四九铁路局公安段。这八个字从昨天夜里就在他脑子里转，转得他半宿没睡着。
他不是没想过别的路子。这两年多来，他白天学厨艺、晚上上夜校、深夜跑黑市、周日去寻宝，每一步都走得稳，但每一步都走得慢。厨艺再精，也不过是个厨子——在食堂里颠勺的，说出去好听，可在体制内的序列里，厨子是工勤岗，不是干部编制。夜校学得再好，拿了初中文凭、高中文凭，没有人推荐，没有人提携，也就是个“有文化的厨子”。
黑市赚得再多，见不得光。寻宝寻得再勤，不能跟人说得清来路。手头攒下的银元、金条、老物件，放在空间里是财富，但拿出去了，就是风险。
他缺的不是钱。是一个能站在阳光底下的身份。
铁警就是这个身份。
铁路系统，公安编制，执法权。穿上那身制服，他就是国家的人。在火车上值乘，可以光明正大地出差，去全国各地。南京、上海、广州、西安、沈阳——这个年代普通人出一趟远门要开介绍信、要排长队买票、要挤绿皮火车，而他有了铁警身份，这些都不是问题。
更重要的是，铁警有执法权。在火车上查票、查行李、盘查可疑人员，这些都是职权范围内的事。在这个年代，执法权的含金量，比十个银元都重。
再过十多年，那场风暴来的时候，四合院里有多少人要遭殃？易中海虽然已经进去了，但聋老太太还在，刘海中的官迷还在，贾张氏的泼劲儿还在。等风暴一来，这些人翻老账、扣帽子，能把他活活吞了。
可如果他穿着铁警制服呢？
谁敢动公安系统的人？
何雨柱把最后一口烧饼咽下去，用袖子擦了擦嘴。这个名额，值得买。哪怕是倾家荡产，也得买。
东四牌楼到了。
这地方是四九城最热闹的地界之一。四条大街在这里交汇，南来北往的车辆、行人、骡马，在牌楼底下来来往往。牌楼柱子底下蹲着几个晒太阳的老头，旁边停着一排三轮车，车夫们聚在一起抽烟聊天，眼睛却时不时往路人身上瞟。街两边的铺子一家挨着一家——绸缎庄、鞋帽店、干果铺、酱菜园，招牌新旧不一，但都擦得干干净净。
羊肉泡馍的馆子在东四北大街，离牌楼一百来步。何雨柱走到门口，先没进去，站在马路对面打量了一会儿。
馆子不大，门面两间，门口挂了块蓝布门帘，上面印着“西安羊肉泡馍”几个字，已经洗得发白。门帘缝里透出黄黄的灯光和热腾腾的白气，裹着一股子羊肉的膻香和馍的麦香，在街上飘了老远。
正是饭点，馆子里人不少。能听见伙计扯着嗓门吆喝“一碗羊肉泡——多放辣子”，碗筷碰撞声和食客的说笑声混在一起，热闹得很。
何雨柱撩开门帘走了进去。
馆子里的热气糊了他一脸。前堂摆了七八张方桌，差不多都坐满了。靠墙一溜长条凳上蹲着几个吃泡馍的汉子，一人端一只大碗，呼噜呼噜地往嘴里扒。伙计端着托盘在桌子中间穿梭，肩膀上搭了条白毛巾，额头上全是汗。
何雨柱扫了一圈，在最里面的角落找到了马三。
马三坐在靠墙角的一张桌子前，面前搁了碗羊肉汤，正掰着一块馍往嘴里塞。他对面坐着一个人。
何雨柱的目光落在那个人身上。
五十来岁，头顶秃了一大片，只剩后脑勺一圈稀疏的头发，在灯光下泛着油光。脸圆，肉塌着，眼袋耷拉下来，看着倒不怎么凶，但那双眼睛很精——正打量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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