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袭后的翌日，陈冲像往常一样，踏着晨鼓的余韵，走进了陕县县寺。他脸色比平日更苍白些，眼底带着睡眠不足的青黑，左边小臂藏在稍显宽大的衣袖下，用干净的布条仔细包扎过，动作时仍有些微的不自然。除此之外，他与那个沉默寡言、埋头案牍的斗食小吏并无二致。
他没有对任何人提起昨夜的事。对那个早起洒扫、看到他袖口破损处露出包扎痕迹而露出些许讶异的老苍头，只淡淡说了句“夜里绊倒，擦破了皮”。在廨署中，面对同僚偶尔投来的、或许是探究或许是别有用心的目光，他也只是垂着眼，专注于面前那些似乎永远也处理不完的简牍，仿佛那场生死一线的追杀从未发生。
但有些东西，终究是不同了。走在县寺的廊下，他的耳朵会不自觉地捕捉每一个稍显突兀的声响；拐过墙角时，眼角的余光会先一步扫过阴影处；散值离开时，他不再固定走某一条路，归家的时间也开始刻意错开。一种冰冷的、高度戒备的警觉，已渗入他的骨髓。他像一只受惊后侥幸逃脱的草鼠，将所有的感官都调到极致，不放过任何一丝可能的风吹草动。
他知道，暗处的刀子既然已经亮出一次，就不会轻易收回。下一次，或许就不会再有昨夜那样的侥幸。被动躲避，终非长久之计。他需要反击，或者，至少需要一层更坚固的铠甲。
直接向县寺报官？陈冲在心底冷笑。且不说毫无证据，就算王恺肯信，肯查，又能如何？查到最后，无非是推到某个不存在的“流寇”或“积年盗匪”身上，不了了之。甚至，若将杨家逼到明处，对方彻底撕破脸皮，动用更直接的力量，他一个无根无基的小吏，只会死得更快。
他需要一个更高层的力量介入。一个能让杨家，至少是让杨伯安，有所顾忌的力量。
他的目光，落在了案头那卷抄录的、文辞古奥的“王田令”诏书，以及旁边那几份来自郡府的、措辞严厉的督责公文上。郡府……那位只问结果、冷漠倨傲的李督邮，还住在县寺的客舍里。还有，长安城里，那位一心想要“复古改制”、建立不世功业的新皇帝王莽。
一个大胆，甚至堪称冒险的计划，在他心中逐渐成形。这计划基于他对那段历史的了解，也基于他对眼下时局和人心的揣测。
王莽此时刚刚篡汉立新，年号“始建国”，正是雄心万丈，亟需树立权威、推行新政的时候。“王田令”是他改制蓝图的核心，任何阻碍，在他眼中，恐怕都是对新朝权威的挑战，是对他“复古圣治”理想的亵渎。他需要杀鸡儆猴，需要抓几个典型，来震慑天下那些心怀观望、甚至暗中抵触的豪强和官吏。
杨家，就是现成的“鸡”。而陕县，或许可以成为递上这把“刀”的地方。
但如何递这把“刀”，很有讲究。不能是他陈冲一个小吏去告状，那分量太轻，也容易被视为私人恩怨或下级诬告。这把“刀”，必须由县令王恺亲手递出去，以官方文书的形式，呈报给郡府，乃至可能直达天听。
而王恺，这位有理想却无手段、此刻正被郡府限期和豪强抵制弄得焦头烂额的县令，也需要一个“突破口”，一个能向郡府表明他“尽力了”、甚至“敢于碰硬”的姿态，来缓解他自身的压力，或许还能……博得一些上面的赏识？
陈冲要做的，就是给王恺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和一份看起来“证据确凿”、“义正辞严”的文书草稿。
他花了整整两天时间，利用整理“手实”和旧档的便利，仔细梳理、甄别、关联。他刻意挑选了杨家庄园周边几处田界历来模糊、且有多户无地或少地民户“自陈”渴望就近得田的区域。他将这些信息，与杨家那份明显有水分、将良田报为瘠地的“自查”册簿进行比对，找出其中矛盾最明显、最容易被质疑的几处。
然后，他开始起草一份给郡府的“禀陈”，不是以他陈冲的名义，而是以一个假设的、勤勉办事的县吏角度，向县令汇报“核籍”中发现的“疑难”。文书的措辞，他反复推敲。
开篇，他先详细陈述了县寺如何“恪遵朝命，悉心推行”，如何制定“手实”、“抽核”等法，以及目前已完成的初步工作。语气恭谨，充满对新政的拥护和对上官的服从。
接着，笔锋悄然一转，开始陈述“核籍”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他没有直接点杨家的名，而是用“县中着姓”、“累世宦族”等代称，详细“列举”了在核查其田产时遇到的“情状”：田亩数目与旧档“颇多出入”，等次评定“与实地情形未尽相符”，尤其是与周边无地少地民户的“诉求”之间，存在“亟待厘清”之处。他特别提到了“王田令”中“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的条款，指出“若着姓田亩实数果如自陈，则其周边乡党受田之愿，恐难实现，于朝廷德泽播散，不无窒碍”。
然后，他引入了“阻力”。依旧没有明指刺杀，而是用了一种更隐晦、更官方的说法：“有司吏员下乡履勘，偶遇不明情由之阻挠，虽未酿成事端，然于核籍事体，不无迟滞。乡民之间，亦颇有疑虑揣测之语，恐非新政推行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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