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茂的大军抵达睢阳外围的那一天，天气阴沉得厉害。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地压在大地上，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赵破虏站在营中一座临时搭建的了望塔上，远远地望着西面地平线上那条缓缓蠕动的黑色长线——那是两万五千梁军组成的援军队伍。
苏茂没有急着进攻。他率军抵达睢阳以西二十里处后，便停下来安营扎寨，建起了坚固的营垒，深沟高垒，摆出了一副要与革军长期对峙的架势。
赵破虏看到这个局面，反而松了一口气。苏茂果然还是那个苏茂，谨慎得近乎保守。他明明知道睢阳被围，城中粮草告急，却不急着与革军决战，而是选择先站稳脚跟。这种用兵风格，稳则稳矣，但恰恰给了赵破虏充裕的时间来应对。
赵破虏没有派兵去攻打苏茂的营垒——那样正中苏茂的下怀。他只是调整了围城的部署，在西面增加了一道防御工事，用来防范苏茂可能的进攻，然后继续稳坐钓鱼台，看着睢阳城内的粮草一天比一天减少。
时间，是这场围城战的关键。赵破虏等得起，刘永等不起，苏茂也同样等不起。
围城进入第二十天之后，睢阳城中的局势开始明显恶化。
最初是粮食配给的缩减。刘永下令，城中所有军民的口粮一律减半，优先保证守城士兵的供应。但这道命令只执行了三天，就不得不再次变更——因为就连士兵的口粮也已经不足以维持正常的体力消耗了。城中的粮仓在围城前大约是半个月的存量，刘永原本指望着苏茂的援军能在一旬之内赶到，里应外合，解除围困。但如今二十多天过去了，苏茂的大军虽然近在咫尺，却迟迟没有发动进攻，城中的存粮却已经见了底。
饥饿开始像瘟疫一样在睢阳城中蔓延。最先受到影响的是城中的百姓——他们不在配给范围内，粮食早在围城的前十天就被守军征缴殆尽。百姓们只能靠着家中私藏的杂粮和野菜度日，有些人已经开始剥树皮、挖草根，甚至有人开始捕捉老鼠和野狗来充饥。
到了围城的第二十五天，城中终于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死的第一个人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家里积攒的最后半袋粟米被守军强行征走给士兵当了口粮，老人一气之下，当天夜里就咽了气。他的家人不敢声张，趁着夜色草草将尸体埋在了院子里的老槐树下。但消息还是像无形的风一样渗透了出去，迅速传遍了全城。
刘永坐在王宫中，听着太监颤颤巍巍地报告城中的情况，脸色铁青，一言不发。他的案上堆着厚厚一摞求援的信件副本——这些信件，都是他派出的信使被革军截获之后，被赵破虏派人送回城下的。每一封信都完好无损，连火漆都没有拆开，但每一封信都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他的脸上。
他前前后后派出了七批信使，试图绕过革军的封锁线，向周边的梁国城邑求援。七批信使，无一生还。他们的尸体被革军挂在睢阳城外的路口上，面朝着城墙，像是无声的嘲讽。刘永曾经站在城头上远远地望见过那些尸体，他没有当场发作，但回到王宫之后，他砸碎了三只花瓶和两套茶具。
第七批信使全军覆没之后，刘永再也没有派人试过。因为他已经隐约意识到，周边的那些梁国城邑，恐怕已经不是不想来援，而是不敢来了。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已经不在乎睢阳的死活了。
刘永的预感，正在变成现实。
围城的第二十八天，赵破虏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一封来自梁国大将费邑的密信。
费邑是刘永麾下驻守东部防线的将领，手握重兵，镇守砀山一带，是梁国东部的重要屏障。他派人秘密绕过革军的岗哨，送来了一封亲笔信。信的内容很简单：费邑愿意归降革军，但希望赵破虏能够保证他和他部下将士的性命安全，并且在战后为他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
赵破虏看过信后，沉默了很久。他没有立刻回复费邑，而是先派出斥候，确认了费邑的真实意图。斥候带回的消息证实，费邑确实已经私下与革军接触，而且他手下的几名主要部将也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大多表示支持。
于是赵破虏提笔回了一封短信，只有寥寥数语：“将军弃暗投明，此乃明智之举。破虏在此保证，将军归降之后，性命无忧，职位无忧。现在将军只需要做一件事——留在砀山，按兵不动。”
这封回信送出之后，赵破虏将费邑的密信收好，然后走出帐外，望着睢阳城的方向，微微一笑。费邑的归降，意味着梁国东部的防线已经名存实亡。而刘永对此还浑然不知，还在焦躁地等待着费邑的援军出现。
与此同时，随着围城的时间越来越长，梁国各地的城邑也开始陆续出现动摇的迹象。那些先前还持观望态度的地方势力，看到睢阳被围数十日而苏茂的援军毫无进展，渐渐意识到，刘永的统治恐怕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一个主动归附的是酂县的县令。他在一个深夜派出心腹，秘密来到革军大营，递交了一封归降书。赵破虏接受了归降，但要求他暂时不要声张，仍然在表面维持对刘永的效忠，暗中配合革军的情报工作。酂县县令满口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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