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公之失？闻兄，何出此言？”，听闻焕章连连叹息，最后竟冒出这么一句话来，王伦不禁有些奇怪。
经过多次交流，王伦确信闻焕章原本就是一个推崇实学的传统文人。
而论起实学，自然就避不开王安石。
一个推崇王安石实学的人，居然说出“荆公之失”这句话，这就有点反偶像了吧。
“荆公一生殚精竭虑，只为天下、为国家、为朝堂、为苍生”，
说起平生的偶像，闻焕章双眼放光：
“即便是作为旧党领袖的司马温公，对荆公的评价也是：‘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素有德行，平生行止，无一污点’。
而变法失败，无非是权力和利益的纠葛，使得执行到最后适得其反，这并非荆公一人之失”。
王伦也点头表示认同。
虽说王安石变法在后世有诸多诟病，但谁也不能否认他的本心。
只是在王伦看来，王安石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以己及人”，以为所有环节上的执行者都跟他一样是正人君子，却没有想到政策的执行阶段完全被各种私心扭曲成了“恶法”。
套用一句后世的名言，就是“把你们想得太好了”。
这种“错误”经常会出现在理想主义者身上，别说是王安石了，即使是后世的革命者，又何尝没有过这种失误呢？
虽然王伦对王安石并没有深入研究，但凡对宋史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位“拗相公”不爱官、不爱财、不爱色，乃是历史上仅有的几位“无遗产宰相”之一，也是仅有的几位谥号为“文”的名臣中唯一的一个“无遗产”宰相。
对比后世那个所谓的成功改革者张居正，出身普通家庭，死后清算时却抄出了十余万两白银，其它田产无算。
而王安石夫妻二人皆出身官宦士族，人生的最后阶段，却只是寓居于普通的租屋之中，仅有的田产和房产也悉数捐赠了出去。
况且，王安石变法也不能说是完全以失败告终，至少在国家层面，它为积重难返的北宋又苟延残喘了一些时日。
所以，王伦对于闻焕章说的“荆公之失”才感到不解。
看出了王伦的疑惑，闻焕章喟叹一声道：
“堵北流、疏东流，此策到最后不仅全盘失败，反而加重了北流黄河的水患，遗祸于河北百姓。
此为急功近利所致，乃是荆公平生之失，恐为万世所诟病也。”
“如果说被后世诟病，应该会是整个变法吧”，站在王伦左手边的李助也开口参与讨论：
“不过，我以前确实也以为王荆公变法是祸害苍生的恶法。
直到这半年多时间，真正了解过，又利用先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这才发现，他的变法本心却是造福苍生的。
只是在现在的制度下，变法触及了上上下下无数人的利益，失败早已注定”。
“没错，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就会发现，没有任何事情是无缘无故发生的”，
王伦历经两世，虽政治天赋不高，但有着魂穿者的超脱，看待历史问题时自然有一种超然的客观角度：
“对王荆公来说，一辈子都在追求这次功在千秋的变法。
但他的权力来自皇权，不知道什么时候皇权就会收回。
他要想尽快改变积重难返的现状，自然会陷入一种急功近利的状态之中。
再加上，在他看来，朝中朱紫重臣多为既得利益者，便会先入为主，认为所有的反对意见都是有意阻碍变法。
以他‘拗相公’的性格，眼里容不得沙子，反制措施自然就激烈了，从而进一步演变成了新旧党争”。
虽然王伦站在劳动人民的角度，以及后世的观点，对司马光等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旧党没什么好感。
但站在华夏文明的传统以及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其实新旧两党中的很多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坏人。
所以说，有时候司马光等人反对王安石变法，还真的不完全是后世那种“为反而反”的反对党行为。
听了王伦略显另类的解读，闻焕章也有所领悟：
“没错，因为权力来自皇权，而皇权不可能倾斜给一个权臣，否则就可能易主，所以荆公才会处处受到掣肘。
故此，只有先生倡导的，由一个代表劳动人民的先锋队掌控着劳动人民赋予的权力，上下一心，才能从根本制度上保证变法顺利执行下去。
而且法律法规、行政决策，也通过劳动人民的代表大会提出并审议通过，这样就能按照老百姓的意愿实现长久的善政良治，而不必将希望寄托在某一个明君贤臣身上”。
说到这里，闻焕章抬头望向北方天际，怅然道：
“以前，闻某人常常自叹，若能早生四十年，跟随荆公投身实学变法，定能弥补遗憾。
但现在我却叹息，荆公为何没有晚生四十年？若以先生倡导之制度，必可令荆公大展宏图，不至于留下诸多遗憾，甚至被后世诟病”。
“我想，一旦认清了旧制度的局限性，即使荆公有急功近利之嫌，也不至于被后世诟病吧？”王伦还是有些不理解：“为何闻兄会如此笃定？这堵北流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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