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八点，王建国独自留在办公室，台灯拧到最亮。
他摊开一张A4纸，没写报告，也没填表格，只画了一条横线，标上“0”，又画一条竖线，标上“1mm”。
他在横线上点了个点，写：“东三口，0.7mm，每日3次，热力井盖，锈层剥落前36小时预警有效”。
他停笔。
窗外，锅炉房方向传来一声极轻的“嗒”。
不是快板，是金属撞击声，短、脆、准，像竹片敲在锈蚀最深的那段管壁上。
王建国没抬头，却把那张纸翻过来，在背面空白处，用铅笔轻轻画了七十三个点。
每个点旁，都标着一个数字：0.7、0.3、0.5……最小的一个是0.12，旁边注着：“茵茵奶奶，西直门小学旧址，缸底残片，1953年启明茶社赠”。
他画完，没数，只把纸对折两次，夹进《基层经费使用指南》第28条那页。
书页合拢时，纸角微微翘起，像一片刚刮下来的茶垢。
而此刻，锅炉房深处，灯光昏黄，蒸汽尚未散尽。
于乾蹲在角落，面前排着七十三段截取的铸铁管样件，长短不一，锈迹各异。
他手里拿着一副快板，不是新制的梨木那副，是自己削的竹板，边缘毛糙，敲起来声音哑，但震得准。
他抬起手，敲下第一段。
“嗒。”
声音落进耳道，也落进指尖。
他没看表，只等——等那声余震在腕骨里停稳，再敲第二下。
第二下稍慢，第三下更慢。
三声之后，他放下快板，从布包里掏出一台老式录音机，按下录音键。
磁带开始转动，沙沙作响。
他没说话，只把竹板轻轻贴在第一段管壁上，闭眼。
录音机红灯亮着，微弱，稳定，像一颗将醒未醒的心跳。
于乾的指节抵在第三段铸铁管上，凉，涩，锈粉簌簌沾进指甲缝。
他没擦。
竹板敲下去时，手腕微沉——不是用力，是等那点反震从指尖爬上来，再顺着小臂骨缝往上顶，直到耳后微微发麻。
三声之后，余震在腕骨里停稳了。
他松开手，录音机红灯还亮着。
磁带沙沙转，像茶汤在缸底缓慢翻滚。
他把竹板贴住管壁，闭眼。
不是听声音，是“接”震动：高频先散，中频拖尾，低频沉得最久，像老井里打水，绳子一松，桶坠到底才传来那一声闷响。
七十三段管，他敲了七十三轮。
每轮三声，慢速递进。
敲完一段，就用铅笔在牛皮纸本子上记：厚度、锈色、敲击点位、震频衰减至零的时间（秒），最后换算成“有效延寿小时数”。
数字越写越小，越写越密——锈越重，衰减越慢；茶垢越厚，管壁应力释放越匀。
他忽然想起奶奶说过的话：“老瓷缸不裂，不是因为它硬，是它肯让茶垢一层层吃掉火气。”
凌晨一点十七分，他收起录音机和本子，没回德云社宿舍，拐进了街道办侧门。
王建国的灯还亮着。
门虚掩。
于乾没敲，只把牛皮纸袋轻轻放在办公桌角。
袋口敞着，里面是一张A4纸，手绘坐标图：横轴标着“茶垢厚度（mm）”，纵轴是“预估管线寿命延长值（小时）”，七十三个点连成一条缓升曲线，末端微微上扬。
右下角一行小字：“茶喝得越久，管子活得越长——这算不算折旧抵扣？”
王建国没抬头，只伸手，把袋子里的茶垢样本、录音带、还有李春梅送来的那张“井盖声纹黑胶盘”一一取出。
盘面无标无字，只在内圈刻着极细的波纹，肉眼难辨，却能在长针划过时复现出锅炉房深夜那声“嗒”。
他取来新公章，在牛皮纸袋封口处按下去。
印泥未干，朱砂微润，像刚凝的血痂。
次日九点四十二分，区财政局回电。
王建国听完，只说一句：“请走‘非遗运维-社区共养’专项通道。”电话那头顿了两秒，报出数字：“首期拨款五万元。”
他挂断，走出办公楼。
院门口，李春梅正踮脚，把一副银灰色听诊器抵在路灯杆底部。
耳机线垂到胸前，她歪着头听，嘴角微翘。
王建国走近时，她摘下一只耳塞递过来。
嗡——
低频持续，稳定，带着轻微水波荡漾感。
是公章浸茶三沉三浮时，井水泛起的频率。
也是昨夜于乾录下的，第一段铸铁管余震的基频。
王建国没说话，只看着她从布包里掏出另一张黑胶盘，背面用蓝墨水写着：“西直门锅炉房东井盖·2003.04.12·初鸣”。
盘面光洁，尚无刻痕。
而此刻，城西某处仓库深处，三千张空白黑胶盘正堆在铁架上，落满薄灰。
最上层一张边缘翘起，露出底下压着的半张旧单据——收货单位栏潦草印着：“十三月唱片”，日期是去年十月。
盘面朝上，静默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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