睦州城下的冲天火光刚刚黯淡，宋江征南大军覆灭的余烬尚未冷却，方腊的明教赤旗已如燎原的野火，席卷向更丰腴的土地。这场摧枯拉朽的大胜，不仅击溃了数万朝廷精锐，更彻底粉碎了江南宋廷残存抵抗力量的脊梁。恐惧，成了方腊最锋利的攻城锤。睦州周遭原本尚在观望或仅受波及的州县，在得知王师全军尽墨的噩耗后，守城官吏的最后一丝勇气也烟消云散。
杭州！这座控扼运河终点、富甲天下的东南巨邑，首当其冲！睦州硝烟未散，方腊麾下最剽悍的“圣火军”便如离弦之箭，直扑临安府。杭州知府早已被宋江败亡的消息吓得魂飞魄散，竟在义军兵临城下前便弃印潜逃。城内守军群龙无首，象征性地抵抗了不到半日，那座曾令柳永赞叹“钱塘自古繁华”的东南第一大城，便在宣和三年初春的一个阴冷清晨，城门洞开。高大的“圣公”赤旗取代了城头的宋字龙旗，飘扬在涌金门、清波门之上，宣告着这座财富与战略枢纽的易主。
杭州的陷落，如同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杨靖为方腊精心谋划的“锁喉”战略，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以杭州为总枢纽，彻底掌控京杭大运河江南段，并牢牢扼住所有通往大宋腹地的水陆商路！**
方腊的兵锋，配合着杨靖布下的暗线，高效而冷酷地运转起来：
秀州（嘉兴），这座运河上的重要转运节点，几乎在杭州易帜的同时，便被方腊分兵接管。控扼运河咽喉的杉青闸、闻店铺等重要闸口税关，尽数落入“圣火军”之手。平江府，这座太湖畔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并未经历惨烈的攻城战。杨靖早先布下的暗棋在此刻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盘踞太湖多年的盐枭巨贾，以及不满宋廷“花石纲”荼毒的地方豪强，在杨靖使者的策动和方腊兵威的震慑下，选择了归附。他们暗中打开城门，引导方腊军入城。曾经供奉“花石纲”的奢华园林，如今成了义军的屯兵之所。苏州府库中堆积如山的漕粮、丝绸，成了滋养方腊势力的宝贵资财。湖州作为重要的漕粮基地和连接皖南的通道，湖州在方腊主力与策反力量的夹击下，守军迅速瓦解。苕溪水道上的粮船，被悉数截留。睦州作为起义的发源地和大本营，睦州及周边屏障县份（如青溪、分水）早已是铁板一块，为整个控制区提供了战略纵深和兵源补充。至此，方腊势力以睦州为根，杭州为心，苏州、秀州、湖州为两翼，五州之地（涵盖三十二个关键县治）如一只巨大的铁钳，死死地扣在了帝国最富庶也最要害的江南腹地！京杭大运河这条自隋唐以来便是帝国生命线的黄金水道，其南段彻底瘫痪，咽喉被方腊牢牢扼住！
杨靖的战略意图清晰而致命：粮食、食盐、木炭等维系帝国最底层运转、关乎亿兆黎民存亡的命脉物资，必须成为勒紧大宋脖颈、使其慢性窒息的绞索！**
运河之上，昔日千帆竞渡、漕船如织的景象荡然无存。河道中，只有方腊水师“混江龙”营的巡逻船在游弋，船头狰狞的撞角和飘扬的赤旗散发着凛冽的寒意。任何没有悬挂“圣”字旗或持有方腊政权“通商符引”的船只，胆敢出现在这片水域，轻则货物尽没，重则船毁人亡。产自太湖平原和苏湖熟地的稻米，被严令禁止一粒北流。方腊政权设立了庞大的“平准仓”，以略高于往年但远低于此时北方黑市的价格，半强制性地“收购”地方大户和农人手中的余粮。这些粮食，一部分用于供养他日益庞大的军队和统治机器，另一部分，则被杨靖的隐秘渠道囤积于各处据点。
海盐的供应，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两浙路沿海的盐场，绝大部分落入方腊掌控。盐丁被严密看管，所产雪白的海盐悉数纳入方腊盐铁司的掌控。通往北方的传统盐道——无论是运河漕运还是陆路转运——被彻底卡死。偶有铤而走险的私盐贩子试图穿越封锁，等待他们的往往是沿河悬挂在木杆上的、被海风吹得干瘪的尸首，这是最残酷的警示。淮北的解池盐、闽粤的海盐虽未直接落入方腊之手，但通往江南、荆湖乃至中原腹地的运输线被重重关卡和飙升的“买路钱”严重阻塞，运量锐减，价格如脱缰野马般飞涨。
木炭，这维系千家万户冬日取暖、日常炊爨的“黑金”，其供应链也遭到了系统性破坏。江南丘陵地带是重要的木炭产区。方腊控制了主要山林和烧炭点，限制产量，并严控外运。通往北方的陆路运输，因重重盘剥（“护路捐”、“查验费”、“抽成”）和沿途兵匪的勒索，成本暴涨数倍。寻常人家，已开始为即将到来的寒冬忧心忡忡。
一场无声的瘟疫，正以物价失控性飞涨的形式，从方腊控制的五州三十二县为核心，如同投入湖心的巨石激起的涟漪，一波强过一波地扩散至整个大宋疆域！
这种上涨并非疾风骤雨，而是如同江南梅雨季那无孔不入的湿气，缓慢、粘稠、令人窒息地渗透进社会的每一个毛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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