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像浓稠的墨汁，顺着长江的褶皱缓缓流淌，将巴渝群山浸染成黛青色。江水裹挟着千万年的涛声，拍打着奉节老城布满青苔的石阶，把青石板磨得发亮，也浸润着这座古城千年来的悲欢离合。当世纪工程的蓝图在时代的宣纸上徐徐展开，一场关乎家国大义的迁徙，如同磅礴的史诗，在巴渝山水间轰然上演。百万巴渝儿女用血泪与脊梁，在历史的长河中镌刻下一曲感天动地的壮歌，每一个音符里，都跳动着故土难离的眷恋与舍身报国的赤诚。
一、世纪宏愿：从笔尖到现实的百年跋涉
1919年的上海，黄浦江的汽笛声裹挟着潮湿的水汽，在石库门的巷弄间回荡。孙中山先生伏案于灯下，狼毫笔在宣纸上疾走，《建国方略》的墨迹未干。“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这行字如同划破暗夜的星火，落在泛黄的纸页上。彼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长江水患频发，荆江段的堤坝年年决口，洪水如猛兽般吞噬村庄，这份构想更像是遥不可及的梦，被锁进历史的抽屉，蒙上岁月的尘埃。
直到1950年的早春，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汽笛声划破宜昌江面的晨雾。戴着草帽的勘测队员背着测绘仪，像壁虎般攀爬在近乎垂直的崖壁上。23岁的技术员陈启明腰间系着粗麻绳，悬在瞿塘峡的峭壁上，笔记本被山风掀得哗哗作响，他用牙齿咬住铅笔，快速记录：“此处岩壁倾角75度，需设防护网”“江面流速每秒3.2米，采样时木船险些失控”。他的胶鞋早已磨穿，脚趾渗出的血珠滴落在青灰色的岩石上，手指被粗糙的麻绳勒出深深的血痕。夜幕降临时，他蜷缩在临时搭建的窝棚里，就着摇曳的油灯，反复核对数据，煤油味混着伤口的血腥味，在狭小的空间里弥漫。
这样的场景，在之后的数十年间不断上演。科研人员背着沉重的设备，徒步穿越原始森林，在毒蛇出没的草丛中开辟道路；他们乘坐简陋的木船，在汹涌的江水中采集水文样本，随时面临被漩涡吞噬的危险。上万份调研报告堆叠成山，每一页都浸透了汗水与心血。地质学家李国强在考察库区地质构造时，遭遇山体滑坡，被埋在碎石堆下三个小时，获救后仍坚持完成数据记录；水文专家王秀兰为了获取准确的流量数据，连续三个月驻守在江心的监测站，听着江水的怒吼入眠。
1992年4月3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的穹顶下，表决器的红色数字定格在1767票赞成。消息传来时，重庆某测绘队的老队长王德顺正蹲在江边啃着冷硬的馒头。他望着滚滚东去的江水，浑浊的泪水突然夺眶而出，摘下破旧的草帽捂住脸，肩膀微微颤抖。这个消息，意味着几代人的心血终于要化作现实，也意味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迁徙即将拉开帷幕。而此时的巴渝大地，尚未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变革，将彻底改变百万民众的命运。
二、巴渝故土：石板路上的千年乡愁
奉节老城的依斗门，青石板被岁月磨得发亮，蜿蜒穿过层层叠叠的吊脚楼，如同一条被时光打磨的玉带。张铁匠的铺子就在巷口，风箱的“呼嗒”声和铁锤的“叮当”声，已经响了三代人。76岁的张福全戴着老花镜，正在打磨一把锄头，火星溅在他布满老茧的手上，在暮色中划出细小的光痕。“爷爷，这把锄头也要带走吗？”小孙子好奇地问，稚嫩的声音在空旷的铺子里回荡。
老人布满皱纹的手突然颤抖起来，他放下手中的工具，轻轻抚摸着锄头的木柄：“带，当然要带。你太爷爷用它开过荒，在江边的滩涂上开垦出咱们家第一块地；你爷爷用它修过河堤，那年洪水冲垮了堤坝，全村人就是靠着这样的锄头，一锄一锄挖出了新的堤坝。这锄头，是咱家的根啊。”说着，老人浑浊的眼睛望向远处的长江，那里曾是他的祖辈们挥洒汗水的地方，如今却要被淹没在水下。
巫山脚下的大昌古镇，白墙黛瓦在晨雾中若隐若现。王桂芳婆婆正在擦拭祖传的老茶碗，老鹰茶的香气混着木梁的霉味，弥漫在雕花木窗的老宅里。她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坐在门槛上，一边喝茶一边讲神女峰的传说：“那神女啊，就站在山顶，日夜守望着长江，保佑着往来的船只平安。”她小心翼翼地把茶碗包进蓝布，嘴里喃喃自语：“娃儿们，这些碗跟着咱们王家过了八代，到哪儿都不能丢。这碗沿的缺口，是你太奶奶出嫁时，从娘家带来的，可不能让它没了。”
古镇的老街上，雕花的木门吱呀作响，卖糖画的老人用勺子舀起金黄的糖汁，在石板上飞快地勾勒出孙悟空的模样，引得孩子们围在旁边，眼睛里满是期待；茶馆里，老人们摆开象棋，用带着巫山口音的四川话争论着棋局，时不时端起茶碗，“咕噜”喝上一大口；码头边，渔夫们修补着渔网，江水拍打着岸边，发出有节奏的声响。这些平凡的日常，即将随着搬迁永远成为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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