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在战壕里失去了它惯常的流速。
不是变快，也不是变慢，而是一种奇异的凝滞——像太妃糖被拉长到极限时那种介于固体与液体之间的状态，既在不断延展，又似乎随时会断裂。
白天和黑夜依旧交替，但交替失去了意义：白天只是光线稍好、死亡风险稍高的时刻，黑夜只是更黑暗、更寒冷、但相对安全的喘息。日历上的日期变得模糊，士兵们用更原始的刻度丈量时间：两次炮击的间隔，两顿配给的间隔，两次换岗的间隔。
艾琳的班在防炮洞里度过了第一个相对完整的三天。没有大规模进攻，没有需要拼刺刀的白刃战。只有战争最日常、最磨损人心的形态：无尽的等待，零星的骚扰，以及缓慢但确定的身体与精神的衰败。
第一天，他们还在适应。
适应防炮洞的尺寸：一点二米的高度意味着你永远无法站直，永远驼背，永远感觉头顶有重量压迫。适应防炮洞的气味：霉味、汗味、排泄物残留的氨臭、还有亨利因紧张而产生的微酸体味，混合成一种黏稠的空气，每次呼吸都像吞咽某种半凝固的物质。适应防炮洞的触感：墙壁永远潮湿，渗着水珠，指尖碰上去冰冷黏腻；地面铺的稻草早已失去弹性，变成一层浸透泥水的垫子，躺在上面能感觉到每一根稻草梗的位置。
但更困难的是适应战壕的节奏。值岗两小时，休息四小时，但炮击可能在任何时候开始，狙击手的子弹可能从任何角度飞来，军官可能突然下达某个荒谬的命令。你闭着眼睛，但耳朵醒着；你躺着，但肌肉紧绷。
第二天，非战斗减员开始了。
不是他们班，是隔壁防炮洞的新兵——一个叫朱尔斯的年轻人，来自里昂，，参军时刚满十九岁。圆脸，雀斑，总是试图对每个人微笑，即使笑容已经因为恐惧而扭曲。
问题出在脚上。
最初只是抱怨脚疼，冰冷，麻木。老兵们警告他：脱靴子检查，擦干，保持干燥。但朱尔斯太累，太害怕，每次值岗回来就瘫在防炮洞里，靴子也不脱，裹着湿毯子就睡。三天后，问题严重了。
那天早晨换岗时，朱尔斯站不起来。
“我的脚……”他声音里带着哭腔，“动不了……像木头……”
他的班长，一个经验丰富的老中士，立刻命令：“脱靴子，现在。”
两个士兵帮朱尔斯脱下靴子。过程很痛苦，他不断惨叫。当靴子终于脱下来时，防炮洞里响起一阵压抑的惊呼。
艾琳当时正好经过，从掀开的帘子缝隙里看到了。
那是一双可怕的脚。肿胀成原本的一点五倍大，皮肤呈现出不健康的、发亮的白色，像泡发的尸体。脚趾和脚踝处已经变成深紫色，有些地方发黑，像冻坏的果实。皮肤表面有裂口，渗出黄色脓液。一种甜腻的、混合着腐烂和坏疽的恶臭，瞬间弥漫开来。
战壕足。潮湿，寒冷，血液循环不畅，再加上靴子从未脱过，汗水、泥水、尿液在密闭空间里发酵，侵蚀皮肤，侵蚀组织，最终侵蚀到骨头。
朱尔斯的班长脸色铁青。“你他妈为什么不早说？为什么不检查？”
“我以为……只是冷……”朱尔斯啜泣着，“我以为会好……”
“不会好了。”班长冰冷地说，“现在必须截肢，如果还想活的话。”
担架队来了。四个士兵小心翼翼地把朱尔斯抬上担架——即使最轻微的动作也会引发剧痛，他的惨叫声在战壕通道里回荡，像受伤野兽的嚎叫。声音沿着曲折的壕沟传播，被泥土吸收一部分，但剩余的部分仍然清晰刺耳。其他防炮洞里，士兵们沉默地听着，脸色苍白。
艾琳站在她的防炮洞口，看着担架从面前经过。朱尔斯的脸因为痛苦而扭曲变形，眼泪、鼻涕、口水混在一起。他的眼睛睁得极大，盯着天空。眼神里不是勇敢就义的光芒，而是纯粹的、动物性的恐惧和痛苦。
“我会死吗？”他问抬担架的士兵，声音破碎，“告诉我实话，我会死吗？”
抬担架的士兵没有回答。他们只是低着头，加快脚步，想尽快离开这段战壕，离开这声音，离开这个活生生的、关于战争如何从脚开始吞噬一个人的证据。
担架消失在交通壕拐角，但朱尔斯的惨叫声还隐约传来，像幽灵的回音，在泥土墙壁间反弹，久久不散。
艾琳转身回到自己的防炮洞。她的班全员都在——勒布朗、拉斐尔、马塞尔、亨利、卡娜，还有卡娜怀里的埃托瓦勒。所有人都听到了，所有人都看到了。
“脱靴子。”艾琳说，声音没有任何起伏，“现在，全部脱掉，检查脚。”
没有人抗议。即使是最疲惫的亨利，也挣扎着坐起来，开始解绑腿。
过程尴尬，但必要。在狭窄空间里，六个人同时脱靴子，气味瞬间变得更加复杂：汗脚味，霉味，还有轻微但确实存在的腐烂前兆。每个人检查自己的脚，也互相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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