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 8 月 8 日，北京奥运会开幕的夜晚，上海的酒吧街被霓虹灯和人声裹得发烫。张小莫坐在靠窗的卡座里，面前的啤酒杯还剩半杯，泡沫已经消了大半，沾在杯壁上，像层薄薄的霜。她刚从川北灾区回来半个月，晒黑的皮肤还没完全褪白，胸前别着的野雏菊干花已经压成了标本，夹在《读者》杂志里，露出小小的一角。
酒吧里闹翻了天，几十台电视同时播放着奥运开幕式的直播，人群的欢呼声几乎要掀翻屋顶。当李宁手持火炬，在鸟巢上空缓缓腾空，沿着画卷奔跑的影像投在酒吧的巨幅墙上时，整个酒吧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有人举起啤酒杯碰在一起，泡沫飞溅，有人激动地挥舞着小国旗，嗓子喊得沙哑。
“太燃了！中国牛逼！” 邻桌的小伙子站起来，举着啤酒杯大喊，身边的人跟着起哄，气氛热烈得像要燃烧起来。张小莫也跟着笑了笑，目光落在墙上的画面上 —— 鸟巢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金色的、红色的、绿色的，像无数颗流星坠落，照亮了整个夜空，也照亮了酒吧里每个人兴奋的脸。
她想起在川北灾区的夜晚，发电机的轰鸣代替了烟花，煤油灯的微光代替了霓虹灯，可那里的人们，也在为奥运加油，为中国加油。小星的妈妈说，等小星的腿好了，要带她去北京看奥运，看鸟巢，看那些绚烂的烟花。现在，鸟巢的烟花真的绽放了，小星的腿也在慢慢好转，一切好像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叮铃 ——” 手机突然震动起来，打破了酒吧的喧嚣。张小莫掏出手机，屏幕上跳出一条短信，发件人是 “妈”，只有短短三个字：“父病危”。
这三个字像道惊雷，瞬间炸在她的脑子里，酒吧里的欢呼声、碰杯声、电视里的解说声，突然都变得遥远而模糊，像被一层厚厚的棉花裹住，听不真切。她的手猛地收紧，手机差点掉在地上，指尖的啤酒渍沾在屏幕上，晕开了 “父病危” 三个字，像滴暗红色的血。
“怎么了？” 同行的同事看到她脸色发白，关切地问。
“我…… 我爸病危，我得赶紧回去。” 张小莫的声音有点发颤，抓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就往酒吧外面跑。身后的欢呼声还在继续，鸟巢的烟花还在墙上绽放，可她已经顾不上看了，心里只有那三个字，像块烧红的烙铁，烫得她心慌。
出租车在夜色中疾驰，窗外的霓虹灯飞速倒退，像串模糊的光影。张小莫的手紧紧攥着手机，指节泛白，她反复看着那条短信，希望是母亲发错了，可 “父病危” 三个字，清晰得像刻在心上。她想起半个月前回家，父亲去车站接她，看起来比以前瘦了不少，脸色也有点苍白，却还是笑着帮她拎行李，说 “莫莫回来了，爸给你炖了红烧肉”。
当时她还问父亲：“爸，你怎么瘦了这么多？是不是跑摩的太累了？” 父亲只是摇了摇头，说 “没事，夏天热，没胃口”，母亲在旁边补充说 “你爸最近总咳嗽，我让他去医院看看，他总说没时间，要跑摩的给你攒首付”。
她当时没在意，只想着尽快回上海上班，尽快攒够首付，接父母来上海住。可现在，“父病危” 三个字像警钟，敲醒了她 —— 父亲的咳嗽不是小毛病，他的苍白也不是因为夏天热，而是身体早就出了问题，却一直瞒着她，只为了给她攒买房的钱。
出租车驶进熟悉的筒子楼街区，煤炉的烟火气混着咸菜的咸香飘过来，和她小时候闻到的味道一模一样，却让她心里发酸。楼道里的灯坏了几盏，黑漆漆的，她踩着楼梯往上跑，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响，像在敲打着自己的心脏。
“莫莫，你可回来了！” 刚到家门口，母亲就打开了门，眼睛红肿得像核桃，脸上还挂着泪痕。她拉着张小莫的手，手冰凉得像块冰，“你爸他…… 他咳血了，刚才被救护车拉去医院了，医生说…… 说情况不好。”
张小莫冲进屋里，只见煤炉还没灭，里面的煤块泛着暗红色的光，炉边的小马扎上，放着一张揉皱的纸巾，上面沾着片暗红的血迹，边缘已经干了，像块凝固的伤疤。她想起小时候，父亲总坐在这个小马扎上，给她烤红糖馒头，煤炉的火星溅出来，落在他的裤腿上，烧出小小的洞，他却笑着说 “没事”。
“这纸巾……” 张小莫的声音有点沙哑。
“是你爸的。” 母亲的声音带着哭腔，“他这阵子总咳嗽，昨天晚上咳得厉害，吐了血，他怕你担心，不让我告诉你，把纸巾藏进裤兜里，还说‘莫莫刚从灾区回来，不能让她分心’。今天下午他又咳了，咳得站都站不起来，我才赶紧打了 120。”
母亲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皱巴巴的病历本，递给张小莫。病历本的封面已经磨得发白，里面的字迹密密麻麻，最后一页的诊断结果上，用红笔圈着三个字：“尿毒症”，旁边写着 “晚期”，日期是三个月前 —— 正是她在川北灾区，为了给小星换药、为了守发电机而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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