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故事纯属虚构推理创作，如有雷同纯属意外巧合）。
晨光初透，长安城门的青石板还沾着夜露的湿气。林明德勒住缰绳，回头望了一眼巍峨的皇城。父亲林念桑拜相已逾半载，朝堂上新政与旧势的角力日渐激烈，而自己那份关于农政改革的策论，在书房中写了又改，改了又撕，终究是纸上谈兵。
“少爷，真不带随从？”老管家追出城门，气喘吁吁。
林明德拍了拍马鞍两侧鼓囊囊的行囊，里头装着空白的奏折本、自制的农户收支账簿模板，以及祖父林清轩生前留下的那本《江南农事札记》。他摇摇头：“带人便有架势，有架势便听不见真话。我此去不是钦差巡按，只是个游学书生。”
马蹄声碎，出了长安十里，景象便陡然不同。三月该是春耕时节，道旁田地却有三成荒着，枯草在风里瑟瑟发抖。一个老农蹲在田埂上，对着干裂的泥块发呆。林明德下马上前，摸出随身带的胡饼递过去。
老农怔了怔，也不推辞，啃了两口才含糊道：“公子是京城来的？”
“游学的。”林明德蹲到他身旁，“老伯，这地怎不种？”
“种？”老农苦笑，指向远处一片刚冒出嫩苗的田地，“那是王举人家的佃户在种。我自己的地？去年秋涝，颗粒无收，欠了里正三石粮的‘水捐’。春耕要种子、要借牛，再去借，这辈子就真还不清了。”他掰着手指，“田税、丁税、剿匪捐、河工捐……七捐八税，地里刨出来的不够交。不如荒着，荒着倒只欠一项地税。”
林明德翻开账簿本，默默记下。祖父的札记里写“江南水田亩产两石半为上”，可老农说，如今风调雨顺年景，一石八斗已是老天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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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淮南道。
林明德已褪去书生袍，换了粗布短打，混在驿道旁的茶棚里。这里南来北往的脚夫、商贩、逃荒者聚集，三教九流的真话在茶沫子里翻滚。
“听说了吗？陇西又闹‘鬼税’了。”一个贩丝绸的商人压低声。
旁桌的老镖师嗤笑：“哪是鬼，是人心里有鬼。我上月走镖过陇西，县令新纳的小妾要修荷花池，便加征‘园林捐’，按人头算，一人三十文。交不起的，拉去县衙后院搬石头抵债。”
林明德笔尖一顿。他想起父亲推行新政中的“税制归简”——将诸多杂捐归并为统一的田亩税与丁口税，明令地方不得加征。奏章上写的是“天下州县，咸从新制”，可茶棚里的尘土气中，新制仿佛另一个世界的事。
他插话问道：“朝廷不是颁了新税法？怎还敢加捐？”
茶棚静了一瞬。商人打量他几眼，见确实像个愣头青，才叹道：“公子有所不知。新税法？那是朝廷的。到了县里，朝廷要收一两，州里加三分，府里添五分，县衙再‘筹措公务’加个二钱——这还没算里正、户长的‘辛苦钱’。一层层下来，一两变二两。不加捐，县太爷拿什么孝敬上官？拿什么养衙役？拿什么修他小妾的荷花池？”
镖师灌了口粗茶：“这还算好的。我听说河东那边，有‘白契’、‘黑契’之说。同样一亩地，官府账册上记的是下田（赋税轻），实际是上田，这中间的差价，就叫‘白契’，全进了县令私库。百姓若去告，地契上白纸黑字写的就是下田，谁让你当初画押？”
林明德感到一股寒意从脊背升起。他离京前，父亲案头堆满各地“踊跃推行新政、民生渐裕”的贺表。那些工整的楷书，那些鲜红的官印，在此刻茶棚混杂着汗味与真相的空气里，忽然变得轻飘如纸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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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林明德渡过黄河。河北道刚遭了蝗灾，赤地千里，官道两旁常见新坟。在一个几乎空了的村子里，他遇见一个不肯走的老人，守着三间破屋。
“都逃荒去了，您怎么不走？”
老人眼神浑浊：“走？去哪儿？我今年六十八，按律法，过了六十免丁税。我要是离了籍，到了新地方，谁认我的岁数？又得交丁税。我这一把老骨头，走不动，也交不起了。”
林明德翻出《大渊律》，果然有“年六十以上免庸调”的条款。可老人不知道，三年前的新政补充则例里，已将免赋年龄提到六十五岁。这修订的条文，也许还锁在州府的文书库里，未曾下乡。
更让他心沉的是，村里原有百来户人，如今只剩七户。里正早已不知所踪，县里的赈灾粮，只在村口破庙前发过一次，每人三碗薄粥，发粮的衙役还要克扣一碗“损耗”。老人从怀里摸出半块观音土掺糠做的饼：“那粥，照得见人影。不吃这个，早死了。”
夜里，林明德在破庙借宿，就着油灯记录。他不再是机械地记数据，笔端开始颤抖，写下那些面孔：等死的老人、卖掉女儿换粮的中年汉子、眼神里只剩下麻木的妇人。祖父林清轩在札记里写“民犹水也，可以载舟，亦可覆舟”，父亲林念桑总说“民为邦本”。这“水”，这“本”，在太平盛世的奏章里，是温顺的、抽象的符号，而在此地，是嘶哑的哭声、是硌牙的观音土、是一点点熄灭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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