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莱茵女儿”静静地停在集结点满是车辙和泥泞的空地上，涂着标准的德军暗灰色，在北非灼目阳光后显得有些阴郁。四号G型，比我们那辆饱经风沙的F2型略新，正面装甲多了一块30毫米的附加钢板，焊接的痕迹粗糙而显眼，像一块难看的补丁。炮管依旧是那门令人信赖的75毫米长身管，但炮口制退器的形状似乎有些微不同。它没有故事，没有伤痕，只有工厂油漆和机油的味道，冰冷而陌生。我们沿用旧名，更像是一种固执的慰藉，而非认同。
无线电操作员也到了。一个叫迪特马尔·施奈德的年轻下士，从德国本土补充营直接调来，脸颊还带着些未褪尽的学生气，眼神里有紧张，也有一丝初上前线者难以掩饰的、对“传奇车组”的好奇与敬畏。他瘦高，动作有些笨拙，但行礼和报告一丝不苟。我们沉默地接受了他的加入。保罗空出的位置需要填补，而战争不会给我们太多时间哀悼或适应。迪特马尔很快就在约阿希姆（他仍兼顾装填，但通讯主要职责移交）的简短指点下，开始熟悉那台与北非型号略有不同、但原理相似的电台。他学得很快，手指在旋钮上移动时带着一种技术兵种特有的谨慎。
没有欢迎仪式，没有磨合训练。命令在到达的第二天就下达了：所属装甲团，作为步兵突击的矛头之一，投入对斯大林格勒西面外围防线的攻击。目标：突破苏军预设的、绵密的野战防御体系，为后续部队打开通往城市接近地的通道。
地图上，那些代表苏军阵地的红色标记密密麻麻，如同毒疹。战前简报描绘了一幅严峻的图景：纵深配置的反坦克壕、雷区、铁丝网、相互支撑的碉堡和土木火力点，以及大量隐蔽良好的反坦克炮（45毫米，76.2毫米，甚至可能包括可怕的ZIS-3型）。地形不再是沙漠的一马平川，而是起伏的草原、零星树林、沟壑，以及越来越多的、被战火摧残的集体农庄废墟。
我们驾驶着新的“莱茵女儿”驶向攻击出发阵地。威廉对新车的评价简洁而实际：“转向比老姑娘轻点，但离合器感觉有点涩。附加装甲？但愿有用。”埃里希测试了炮塔旋转，顺滑无声，这让他松了口气，但随即开始担心在复杂地形下如何为这门射程较远的主炮找到合适的射击位置。约阿希姆默默地清点着弹药基数，穿甲弹和高爆弹的比例似乎比北非时更合理一些，但这念头刚升起，就被即将面对的无尽防御工事的想象所淹没。迪特马尔戴着耳机，不断复诵着指挥车传来的指令和友邻单位的位置报告，声音起初有些发紧，但逐渐平稳。
攻击在清晨的薄雾中开始，伴随着熟悉的、撕心裂肺的炮火准备。但这一次，炮击的效果似乎并不像宣传中那样摧枯拉朽。当炮击延伸，我们跟随在步兵散兵线后开始推进时，立刻感受到了与北非截然不同的阻力。
首先是无处不在的障碍。反坦克壕虽不及北非沙地那样能吞噬坦克，但必须由工兵在前填埋或搭建临时桥梁，否则整条进攻轴线都会停滞。铁丝网和雷区迟滞着步兵，迫使我们这些坦克不得不经常停下来，用火炮和机枪为工兵和步兵提供支援，自身则暴露在敌方火力下。
苏军的防御工事极其隐蔽且坚韧。他们的反坦克炮很少布置在开阔地，而是巧妙地利用地形起伏、灌木丛、农舍废墟，甚至伪装的假目标来掩护。第一次遭遇射击来自左前方一片看似无害的麦茬地。一门45毫米反坦克炮在极近的距离（不到三百米）突然开火，炮弹尖啸着击中了我们前方不远处一辆三号坦克的侧面，那辆坦克猛地一震，停了下来，舱盖冒烟。
“十点钟方向！麦地边缘！”埃里希大喊，炮塔迅速左转。但瞄准镜里，除了摇曳的麦秆和爆炸掀起的尘土，几乎看不到炮身。
“高爆弹！覆盖射击！”我下令。
炮弹落在疑似炮位附近，炸起泥土和农作物残骸，暂时压制了对方。但我们无法确认是否摧毁。等我们小心翼翼继续前进，那门炮或者另一门类似的，很可能又从另一个隐蔽点开火。
步兵的战斗同样艰苦。苏军士兵的顽强超乎想象。他们躲在精心挖掘的散兵坑、交通壕和加固的农舍地基里，用冲锋枪、机枪、反坦克步枪和大量手榴弹层层阻击。每一条田垄，每一处沟渠，每一片废墟，都可能变成死亡陷阱。我们的坦克可以碾过一些轻型工事，但对于深藏地下的火力点，往往需要步兵抵近用炸药包或火焰喷射器解决，这个过程缓慢而血腥。
新的“莱茵女儿”很快就尝到了东线的“欢迎”。一次，我们试图支援步兵夺取一个筑有矮墙的集体农庄院落。威廉刚将坦克开上一条通往院落的土路，左侧履带下方就传来一声闷响，车身猛地向左倾斜！
“地雷！”威廉吼道，努力稳住方向盘，但左侧履带已经松弛，动力传递不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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