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的梅雨季总带着化不开的黏腻，沈砚洲推开祥德路47号的雕花铁门时，雨丝正斜斜打在青石板上，溅起的水花沾湿了他锃亮的牛津鞋。二楼窗棂后，苏蘅卿捏着那支断了珠花的白玉簪，指腹反复摩挲着裂痕处的朱砂痕——那是三年前他在城隍庙替她求的平安符，被她亲手嵌进簪子的。
“沈先生倒是稀客。”管家福伯的声音从廊下传来，手里的铜壶滴着水，“苏小姐今晨收到份电报，去了静安寺方向。”
沈砚洲抬头望向那扇虚掩的窗，淡青色的纱帘被风卷得猎猎作响，像极了那年她在黄浦江码头挥别的衣袖。他指尖划过门柱上斑驳的缠枝纹，忽然想起民国十四年深秋，苏蘅卿就是在这处，将染了血的密信塞进他西装内袋，说“砚洲，这是我父亲留下的铁路图，你得活下去”。
雨势渐大，他转身欲走，却被廊下的藤筐绊了脚。筐里堆着些旧书，最上面那本《申报》民国十三年五月廿三的合订本，被雨水泡得发胀，头版照片上的苏蘅卿穿着学生制服，站在南洋公学的银杏树下，发间别着的正是那支完整的白玉簪。
“这是小姐今早整理书房时丢出来的。”福伯递来块干布，“说有些东西，留着也是碍眼。”
沈砚洲翻开报纸，泛黄的纸页间掉出半张戏票，天蟾舞台的，日期是民国十三年冬至。他记得那天，苏蘅卿穿着月白色旗袍，在包厢里给他唱《游园惊梦》，唱到“则为你如花美眷”时，鬓边玉簪滑落，正落在他摊开的手心里。
“她去静安寺做什么？”他将戏票夹回报纸，指尖触到纸页边缘的焦痕——那是去年法租界大火时留下的，整栋藏书楼烧得只剩断壁，唯有这本合订本被她死死护在怀里，后背烫出了铜钱大的疤。
福伯往廊柱上靠了靠，雨珠顺着他的瓜皮帽檐往下淌：“电报是从苏州来的，小姐看的时候，指节都捏白了。对了，上周有个穿黑绸马褂的男人来寻她，留了个锦盒，说是‘故人所托’。”
沈砚洲的心猛地一沉。黑绸马褂是青帮的记号，而苏州，是苏家老宅被抄没的地方。他快步上楼，推开苏蘅卿的书房门，紫檀木书桌上的青瓷笔洗还盛着半盏墨，砚台里的墨锭斜斜搁着，显然是仓促间离开的。
窗台下的梨花木匣敞着，里面除了几枚旧邮票，还有张被剪得零碎的照片。他蹲下身一片片拼凑，渐渐看清那是张全家福：苏蘅卿站在中间，梳着双丫髻，左边的男人穿着北洋军服，右边的妇人鬓边别着支金步摇——正是他在苏父遗物里见过的那支。
“沈先生！”福伯的声音突然变了调，“后巷发现个……”
沈砚洲抓起风衣往外跑时，雨已经连成了线。后巷的垃圾桶旁，个穿灰布短打的少年蜷缩着，胸口插着把银质小刀，刀柄上刻着朵半开的玉兰——那是苏蘅卿的私章图案。少年怀里揣着的油纸包被雨水泡透，露出里面半块桂花糕，和他今早从老大昌买的一模一样。
“这孩子今早来过，”福伯的声音发颤，“说要给苏小姐送样东西，是个……断了的玉簪头。”
沈砚洲的目光落在少年蜷曲的手指上，那里缠着圈褪色的红绳，和苏蘅卿腕间那根一模一样。他忽然想起民国十二年的上元节，他们在豫园猜灯谜，苏蘅卿赢了支玉簪，他笑着说“将来我给你镶满珍珠”，她当时红着脸，将红绳系在了他手腕上。
雨幕里传来汽车喇叭声，沈砚洲抬头，看见苏蘅卿从黄包车上下来，浅色旗袍的下摆沾了泥，手里紧紧攥着个牛皮纸信封。她望见巷口的景象时，脸色瞬间惨白，手里的信封“啪”地掉在地上，露出里面张泛黄的照片——正是他方才拼凑的那张全家福，只是照片上男人的脸被人用朱砂画了个叉。
“这不是……”苏蘅卿的声音打着颤，指尖指向少年胸口的刀，“这是我父亲的佩刀，怎么会……”
沈砚洲捡起那张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行小字：“三马路仓库，子时取货。”墨迹晕开了边角，像极了他昨夜在巡捕房卷宗里看到的匿名举报信。他忽然注意到苏蘅卿的袖口沾着片干枯的桂花瓣，而老大昌的桂花糕，今早才上架。
“你去静安寺，是见什么人？”他的声音在雨里显得格外冷，目光扫过她发间那支换了珠花的银簪——那不是他送的那支。
苏蘅卿后退半步，雨水顺着她的发梢滴落，砸在青石板上的声音，像极了那年她在刑场外哭碎的呜咽。她忽然从旗袍暗袋里摸出个东西，塞进他手里：“这是从苏州寄来的，你自己看。”
是半枚玉簪头，断裂处的朱砂痕与他书房抽屉里那半枚严丝合缝。沈砚洲的指尖猛地收紧，簪子的棱角硌得掌心生疼——三年前他以为这簪子早随那艘沉在吴淞口的货轮没了踪迹，却原来，她一直收着。
“少年怀里的玉簪头，”苏蘅卿的声音带着哭腔，“和这个，是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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