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的梅雨季总带着化不开的黏腻，铅灰色的云团压在法租界的梧桐树梢上，雨丝斜斜地织着，把霞飞路上的红砖墙洇出深浅不一的水痕。沈砚洲站在书房的雕花木窗前，指尖捻着枚烧得焦黑的银簪，簪头的缠枝莲纹已经模糊，只剩下半截冰凉的银骨，在潮湿的空气里泛着哑光。
“先生，苏小姐来了。”管家福伯的声音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他手里的铜盘上放着柄油纸伞，伞骨还在往下滴水，在波斯地毯上晕出小小的深色圆点。
沈砚洲将银簪揣进西装内袋，转身时，壁炉里的余烬恰好爆出点火星，照亮他眼底的红血丝——昨夜他又在档案室待了通宵，那些泛黄的旧报纸上，1927年的火光照得人喉咙发紧。
苏蘅卿走进书房时，身上还带着雨气。她穿了件月白色的旗袍，领口绣着圈细巧的兰草，是去年沈砚洲在霞飞路的“锦绣阁”订做的。此刻旗袍下摆沾了点泥点，显然是没让车夫送到门口，自己蹚着水进来的。
“听说你在找这个？”她将个描金漆盒放在紫檀木桌上，盒盖打开时，露出枚断裂的翡翠簪头，碧色通透，只是断口处还留着焦痕，与沈砚洲揣着的银簪恰好能拼合。
沈砚洲的指尖猛地收紧，指节抵着掌心的老茧——那是当年在码头扛货时磨的。十七年前那场大火，烧掉了他在闸北的小阁楼，也烧掉了苏蘅卿母亲留下的这枚“莲生贵子”簪，他一直以为这物件早已化为灰烬。
“在哪找到的？”他的声音有些发哑，目光落在翡翠簪头的裂痕上，那里嵌着点黑色的炭屑，像永远擦不去的伤疤。
苏蘅卿执起铜壶给青瓷杯注热水，水汽氤氲里，她的睫毛垂着，像沾了雨珠的蝶翼：“上周整理母亲的旧物，在樟木箱的夹层里摸到的。这盒子是当年你送的，说樟木能防蛀，没想到真把它藏了这么多年。”
铜壶的水“咕嘟”着冒热气，沈砚洲忽然想起1927年的那个春夜。也是这样的雨天，他蹲在闸北的煤渣路上，给刚从火灾现场逃出来的苏蘅卿烤湿漉漉的棉鞋，火苗舔着鞋底，把她吓得直往他身后躲，手里却死死攥着这枚断簪，说“这是娘留的最后念想”。
“当年的火，不是意外。”沈砚洲突然开口，壁炉的火光在他侧脸投下明暗交错的阴影，“我查到巡捕房的旧档案，火是从仓库先烧起来的，有人在煤油桶里掺了黄磷，遇水就燃。”
苏蘅卿执壶的手顿了顿，热水溅在杯沿，烫得她指尖发红。她记得那天夜里，父亲苏明远就是去仓库盘货的，再也没回来。消防队从废墟里抬出他烧焦的公文包时，里面只有半张被烧糊的提货单，上面的字迹依稀能认出“虹口码头”“西药”几个字。
“父亲那时在帮地下党运药品。”她轻声说，将杯中的碧螺春推到沈砚洲面前，茶叶在热水里缓缓舒展，像极了那些被岁月泡开的往事，“他总说，等革命成功了，就带你去南京夫子庙，给你买支真正的赤金簪子，赔你被烧掉的那支。”
沈砚洲的喉结滚了滚。他记得那支银簪，是他第一个月工资买的，在城隍庙的小摊上挑了半天，就为了簪头那朵小小的银莲——苏蘅卿的乳名叫“莲儿”。大火那晚，他把簪子别在她的发髻上，让她攥着提货单先跑，自己回头去救苏明远，却只看到冲天的火光。
“提货单上的西药，最后送到了龙华。”沈砚洲从公文包里抽出张翻拍的照片，是从档案馆抄来的名单，“三十七个伤员，靠那些盘尼西林活了下来。你父亲的名字，在烈士名册的第三页。”
照片上的字迹已经模糊，苏蘅卿的指尖抚过“苏明远”三个字，忽然想起父亲总爱在灯下写东西，钢笔尖划过稿纸的沙沙声，和此刻雨打窗棂的声音重叠在一起。她那时总缠着要看，父亲却笑着把稿纸藏起来：“等莲儿长大了，自然会懂。”
雨突然大了起来，砸在玻璃上噼啪作响。沈砚洲走到窗前，推开条缝隙，潮湿的风卷着栀子花的甜香涌进来，那是苏蘅卿在庭院里种的，每年这个时候都开得泼泼洒洒。十七年前的小阁楼前，也有这样一株栀子花，火起来的时候，花瓣被烤得焦黑，却还是固执地香着。
“我在仓库的灰烬里找到过这个。”他从内袋摸出那半截银簪，与翡翠簪头拼在一起，恰好是朵完整的缠枝莲，“当时以为是你的，疯了似的在火场里找，直到看见你被巡捕救走，手里紧紧攥着这个……”
苏蘅卿的眼泪突然掉了下来，砸在拼合的簪子上，晕开细小的水花。她一直以为，沈砚洲当年是为了逃命才丢下他们父女，直到去年在父亲的日记里看到那句“砚洲是好孩子，让他带着莲儿活下去”，才明白那场大火里藏着怎样的取舍。
“那年你才十六岁，却背着我在码头扛货，肩膀磨得血肉模糊。”她抬手抚过沈砚洲西装下的肩胛骨，那里至今留着片月牙形的疤痕，是被倒塌的横梁砸的，“我总说你心狠，却不知道你把药都省给了我，自己发着高烧去拉黄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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