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洲将第三张泛黄的照片平铺在紫檀木桌上时，窗外的雨恰好停了。暮色漫过法租界的红砖墙，把照片上的人影晕成模糊的轮廓——1926年的闸北码头，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短褂，肩上扛着半袋洋面，身后跟着个梳麻花辫的姑娘，手里攥着支银簪，簪头的莲纹在逆光里闪着细碎的光。
“这张没烧着。”苏蘅卿的指尖轻轻点在照片边缘，那里有圈浅浅的焦痕，像被火舌舔过，却在她的麻花辫梢留了完整的弧度，“那年我刚满十五，你总说要赚够钱，在霞飞路给我买栋带花园的房子。”
沈砚洲从铜烟盒里抽出支雪茄，火柴划亮的瞬间，照亮他眼底的纹路。照片里的姑娘是苏蘅卿，攥着的银簪正是后来在大火里烧得只剩半截的“莲生贵子”簪。那时他在码头扛活，她在纱厂纺纱，每个月最盼的就是休工日，能一起去城隍庙的湖心亭喝碗阳春面。
“后来纱厂停工，你娘把这簪子当了，换了两斗米。”他吐了口烟圈，烟丝燃烧的味道混着雨后的栀子花香，在书房里漫开，“我去当铺赎的时候，老板说早被人买走了，那人留了句话，说‘等莲儿长大了，自然会拿回来’。”
苏蘅卿忽然笑了，笑声里带着点湿意。她想起1927年的春天，自己发着高烧躺在阁楼的木板床上，沈砚洲攥着她的手说“等你好了，我们就去拍张正经的合影”。可没等她退烧，闸北就起了大火，火光映红了半边天，她被邻居拽着往外跑时，只看见沈砚洲冲进火场的背影，手里还攥着刚赎回来的银簪。
“我总以为你死在里面了。”她拿起桌上的描金漆盒，里面拼合的银簪与翡翠在暮色里泛着冷光，“直到三年前在巴黎的华人画展上，看到你画的《闸北残雪》，画角有个小小的莲纹印章——那是你当年刻在簪子上的记号。”
沈砚洲掐灭雪茄，烟灰落在锃亮的黑皮鞋上。他记得在巴黎的日子，每个深夜都在画板上画那支断簪，画得指尖渗出血，染红了画布上的残雪。画廊老板说“这画太苦了”，他却只是笑笑——比起失去她的苦，这点疼算什么。
书房的挂钟敲了八下，福伯轻手轻脚地走进来，往青瓷炉里添了块檀香。“先生，苏小姐，晚餐备好了。”他的目光在桌上的照片上停了停，又迅速移开——这个跟随沈家三十年的老人，比谁都清楚那场大火在两个年轻人心里刻下的疤。
餐厅的水晶灯映着苏蘅卿月白色的旗袍，领口的兰草绣纹在光线下泛着柔光。沈砚洲给她盛了碗莼菜汤，碧绿的莼菜在青瓷碗里打着转，像极了1925年他们在苏州河上划的小舢板。
“下周去苏州吧。”他忽然开口，用银匙轻轻搅动着汤里的姜丝，“你娘的坟该培土了，顺便去看看当年你说的那片荷塘。”
苏蘅卿的手顿了顿，银匙碰到碗沿，发出清脆的响声。她母亲是1928年病逝的，临终前攥着她的手说“别恨砚洲，他是为了救你才……”后面的话被咳声淹没，成了永远的谜。直到去年在樟木箱里找到那枚断簪，她才拼凑出真相——沈砚洲当年冲进火场，是为了抢出她母亲的救命药。
“药铺的王掌柜还在吗？”她轻声问，夹起一筷子清炒豆苗，那是沈砚洲最爱吃的，当年总说“吃了豆苗，力气大得能扛动整个码头”。
“上个月去了。”沈砚洲的声音低了些，“走的时候很安详，手里还攥着本《本草纲目》，是你娘当年给他的。”
窗外传来黄包车的铃铛声，从霞飞路一直响到巷口。苏蘅卿想起1931年的冬天，她在巴黎的小阁楼里收到个包裹，里面是件驼色大衣和张字条：“巴黎的雪比沪上冷，别冻着。”字迹有力，却在末尾洇了个小墨点，像滴没忍住的泪。后来她才知道，沈砚洲为了给她寄这件大衣，在码头通宵卸了三船货。
“那件大衣还在。”她抬头时，水晶灯的光落在眼底，像盛了半盏星光，“去年翻出来，发现里衬绣着朵小莲花，针脚歪歪扭扭的，是你绣的吧？”
沈砚洲的耳尖微微发红，这在他是极少有的失态。当年在巴黎学画，夜里睡不着，就借着煤油灯的光笨拙地学绣花，针扎破了手指，血滴在驼色布料上，像朵小小的红梅。他本想绣朵和簪子上一样的缠枝莲，最后却只绣出个歪歪扭扭的花苞。
“明天去锦绣阁。”他转移话题，给她夹了块桂花糕，“张老板说新到了批云锦，做件夹袄正好，你穿石青色好看。”
苏蘅卿望着他鬓角的银丝，那是近两年才添的，像被霜打了的芦苇。她知道他为了查1927年的火案，这半年来几乎没合过眼，档案室的旧报纸堆得比人高，租界里的眼线换了一波又一波，昨天甚至有人在他的咖啡里下了药。
“别查了，砚洲。”她的声音带着恳求，指尖轻轻覆在他的手背上，那里有道陈年的伤疤，是当年被火场的碎玻璃划的，“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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