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的黄梅雨缠了整月，沈清沅撑着柄竹骨油纸伞站在沈宅朱漆门前时，伞面已被雨打得发沉。门环上的铜狮锈了半边，她指尖刚触到冰凉的金属，身后就传来老管家福伯的咳嗽声：“小姐，西厢房的锁锈得紧，我找了三副钥匙，未必能打开。”
福伯手里拎着个木盒，盒里躺着三串铜钥匙，每串都缠着发黑的红绳——那是沈宅三十年前的旧物，自母亲苏玉蘅民国二十六年失踪后，西厢房就再没开过。雨丝顺着油纸伞沿往下淌，滴在沈清沅月白色的旗袍下摆，晕开圈浅褐的痕，像极了她昨夜在母亲旧相册里看到的、那张泛黄老照片上的污渍。
“试试吧。”沈清沅的声音轻得被雨声裹住，“母亲走前说，西厢房的书架后有东西，是给我的。”
推开沈宅大门时，一股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庭院里的石榴树枯了半截，断枝上还挂着半片去年的枯叶，被雨打得摇摇欲坠。福伯引着沈清沅往西侧走，走廊的青砖缝里长着青苔，每走一步都要小心打滑。西厢房的门是酸枝木做的，门板上刻着缠枝莲纹，中间的铜锁锈成了青黑色，钥匙插进去时，“咔嗒”一声闷响，像是老宅在叹息。
门推开的瞬间，灰尘混着雨气涌出来。沈清沅抬手挡了挡，借着廊下的天光往里看——屋里摆着张酸枝木书桌，桌上积着指厚的灰，压着本翻开的《漱玉词》，书页已脆得一碰就碎；靠墙的书架占了半面墙，上面摆满了线装书，最上层的书脊上，“苏玉蘅”三个字的朱印还隐约可见。
“小姐，我去搬张凳子来，您别沾了灰。”福伯说着就要往外走，却被沈清沅拦住。她从随身的布包里掏出副白手套戴上，走到书架前，指尖轻轻拂过书脊。母亲当年最爱读李清照的词，每次读完都要在书脊上盖自己的印，可现在这些书，像是被人翻动过——最底层的《资治通鉴》歪了半本，露出后面的墙缝。
沈清沅蹲下身，把《资治通鉴》抽出来。墙缝比她想象的宽，里面塞着个锦盒，宝蓝色的锦缎已褪成灰蓝，边角磨得发毛。她小心地把锦盒掏出来，打开的瞬间，一枚铜簪滚落在掌心——簪子是梅花样式，簪头的梅花瓣刻得精致，只是花瓣边缘生了层薄锈，簪杆空心，尾端刻着个“沅”字，是她的名字。
“这是夫人当年的陪嫁簪子！”福伯凑过来看，声音发颤，“民国二十五年小姐生日，夫人还戴着这簪子给您盘发，说‘沅儿以后要像这梅花，经得起风雨’。”
沈清沅攥着铜簪，指腹摩挲着簪杆上的“沅”字。她记得那天的事，母亲穿着件水绿色的旗袍，簪子斜插在发髻上，阳光透过窗棂落在簪子上，晃得她睁不开眼。可转年春天，母亲就失踪了，租界的巡捕房查了三个月，只在江边找到母亲常戴的玉镯，说可能是失足落水，可沈清沅知道，母亲水性极好，绝不会轻易落水。
“福伯，”沈清沅突然开口，“母亲失踪前，有没有人常来西厢房？比如……洋行的人？”
福伯的脸色变了变，低下头，声音压得很低：“有，是汇丰洋行的顾经理，顾明远。那段时间他总来，每次都和夫人在西厢房谈很久，有次我路过，听到夫人说‘账本不能给你，那是救济粮的凭据’，后来顾经理走的时候，脸色很难看。”
救济粮？沈清沅心里咯噔一下。她想起去年在父亲的旧箱底找到的账本，上面记着“民国二十六年，捐苏北救济粮三千石，经手人苏玉蘅”，可账本最后几页被撕了，没写粮食的去向。难道母亲的失踪，和这批救济粮有关？
她把铜簪举到光下，突然发现簪头的梅花瓣里卡着点东西——是半张撕碎的纸片，她用指甲小心挑出来，展开后，上面只有几行字，是母亲的笔迹：“顾明远私吞救济粮，欲转卖海外，账本藏于……”后面的字被撕没了，只剩下个“月”字。
“月？”沈清沅皱起眉，目光扫过屋里的陈设——书桌、书架、衣柜，哪里有和“月”相关的东西？她走到窗边，看着庭院里的月洞门，突然想起母亲常说的“月洞门下，藏着沈家的根”。
“福伯，月洞门的砖是不是动过？”沈清沅快步走出西厢房，往庭院中央的月洞门走。月洞门是青砖砌的，上面爬着枯萎的牵牛花藤，右侧第三块砖的颜色比其他砖浅，像是后来补上的。
她蹲下身，指尖扣住那块砖。砖缝很松，一掰就开，里面藏着个油纸包，打开后，是本泛黄的账本，封面上写着“苏北救济粮收支明细”。沈清沅翻到最后几页，上面清晰地记着：“民国二十六年五月，顾明远将三千石救济粮转卖至日本商船‘丸山号’，获利二十万银元，经手人：顾明远、李三。”
“是他！”沈清沅的手开始发抖，顾明远现在是租界商会的会长，去年还以“慈善家”的名义捐了笔钱给孤儿院，没想到竟是这样的伪君子。她把账本塞进布包，刚要起身，就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是个穿黑风衣的男人，手里攥着根手杖，手杖头是铜制的，闪着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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