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城船队带来的“南洋互市联盟章程”在吕宋公布后，短短几天时间，港口内的气氛发生了明显变化。
最直接的，是商人多了。
不只是本地的，还有从暹罗、苏禄、马辰、三佛齐，甚至更远地方来的华人海商，他们闻风而来，有的是为了抢占货源，有的是想趁早拿到摊位，还有一些干脆是来探风，想知道“大明互市”究竟有多少成色。
而最让我在意的，是那些部族首领。
他们不像商人那么直白，他们来，不是为了货，而是为了——身份。
“我们是盐民，但我们祖祖辈辈在这片滩涂晒盐，凭什么交三成税？”
“我们从内陆赶来，只为卖几匹野牛皮，就被葡人罚了十杖，现在你们说开放互市，那我们是不是也能来？”
“我代表族人问一句，大明的互市，是不是只对海港部落开放？我们山上的人，也想通商。”
短短一周，我见了不下十个族长，有些满脸皱纹，说话小心翼翼；有些年轻气盛，来之前还带着长刀。可他们提的问题，其实都指向一个核心：互市的规则，是不是只换了一张脸，还是换了一整个系统？
我认真记下他们的话。每一句。
那天晚上，我和郑和并肩站在新设立的“互市厅”外，看着人流如织的码头和市集，夜色下灯火闪烁，比日头下还热闹。
“我们该怎么办？”我问他。
郑和缓缓道：“港口是根，但腹地才是魂。如果你想让这个互市站稳，不只要管得住船，更要管得住‘地’——也就是这些土地上的人。”
我点头，却陷入沉思。
要管土地上的人，就不能只靠港口关卡，而要设规则，设议会，设一种让他们“心甘情愿”的参与方式。
第二天，我召集了吕宋本地五个主要部族首领、两位内陆使者，以及香料港、占城的互市观察员。
这是一场小型会议，但我知道它的意义，不比那场与葡人的谈判小。
我开门见山：“互市要稳，就必须建立一个部族议席，每个参与互市的部族，不论大小，均可派一名代表参与‘互市议决’，每月一次，决定港区税收比例、货品调度顺序，以及争议仲裁办法。”
哈鲁拉首先表态：“卡皮斯愿参加，前提是盐税不能超过一成。”
我当即回应：“盐税统一按一成计入互市税底线，其他货物按货值另议，但不得高于旧葡税制。”
内陆族长瓦加缓缓站起：“若是公平，我们愿将牛皮、山参、鹿茸定期运下港。”
香料港观察员点头：“只要你们能形成稳定的货物流，我们也愿意将一部分香料转经吕宋。”
议席制度初定。
接下来，我又提出一个敏感却必须解决的问题——语言。
“如果我们继续用葡萄牙语通告、用杂语记账，很多族人看不懂，商人也不安心。我要设互市语文堂，教授三种文字：大明汉文、吕宋本语、通用南岛语，三文对照，契约双署。这样，谁也骗不了谁。”
郑和听后当场表示，大明方面将从天启号上派出文士，并请香料港和占城各派语官，协同执教。
议会最后决定，一月内建成语文堂，三月内培训首批通译员。
这一切，听起来像是些文案和制度的东西，没炮火，也没波澜。但我知道，它们的力量，可能比火炮还强。
就在这场“盐市之约”成形之时，一个意外的名字出现在我的面前。
“使者自称是潘龙的旧部，说有重要情报。”护卫急匆匆跑来通报。
潘龙，是当初葡人雇佣的吕宋私兵头领，曾在山林与我们周旋数次，最终被哈鲁拉部族逐出。如今他的旧部为何归来？
我立即安排密谈。
那人骨瘦如柴，带着一丝病色，但眼神却透着一股决然。
“潘龙已死，死在逃往宿务的路上。”他说。
“怎么死的？”
“不是被你们杀的，是被他自家人杀的。葡人弃用了他，派新头目整顿吕宋外围武装，他不愿下命令，就被取了性命。”
我沉默片刻，问他来意。
“我带来宿务的图，还有葡人新派的特使名单，他们想要从吕宋北岸绕过港区，控制淡水河入海口。”
我皱眉。
这条河，是连接吕宋北部部族的重要水路，如果葡人真在那设站，就会形成对我们港口的夹击。
我看向郑和：“我们必须先一步行动。”
郑和点头：“可以从陆路派出先遣，与北岸部族交涉。只要他们肯加入互市，我们就能封住葡人的口。”
于是，我们迅速起草一份邀请函，附上互市章程副本和卡皮斯盐约声明，交由这位潘龙旧部带路，亲赴北岸。
互市的地盘，要一个点一个点地谈，一个部族一个部族地争。炮火虽能震慑一时，但人心，才是永久之计。
而在我们背后，来自大明的第二批货船，也已经抵近吕宋港外。
新的帆影，正在天边浮现。
下一章，我们将面对新的挑战——不仅是葡人的反扑，也包括南洋旧势力内部的裂痕。但现在，港口的灯还亮着，盐滩的灶还烧着。
而我，还站在码头之上，守着这个刚刚苏醒的互市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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