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十年的寒冬，在昆明城一夜惊变后，似乎透出了一丝消融的暖意。持续数日的戒严与清剿逐渐平息，街市重开，烟火气慢慢回升。然而，坐落于城中心、刚刚拂去“秦王府”旧匾、暂悬“安西王府”牌匾的巍峨府邸内，气氛却比战时更为凝重。安西王李定国端坐于昔日孙可望的银安殿（他下令撤去了蟠龙宝座，换上了帅案虎皮椅）之上，眉宇间不见丝毫胜利的喜悦，唯有沉甸甸的责任与深不见底的思虑。
殿内，炭火噼啪作响。黔国公沐天波、总兵靳统武、高文贵（其铁骑营已重归麾下）、都督杨武等心腹将领，以及几位投诚的原孙可望麾下文官（如熟知云南政务的王应龙）分列两侧。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新旧交替、百废待兴的紧迫感。
“王爷，”沐天波率先开口，语气带着劫后余生的感慨与一丝隐忧，“孙逆遁逃，昆明光复，实乃社稷之幸，万民之福。然，当务之急，是稳定人心，恢复秩序，巩固根本。云贵川接壤之地，各方势力虎视眈眈，清虏亦在北方窥伺，我等切不可有片刻松懈。”
李定国微微颔首，目光扫过众人：“沐公所言极是。打天下难，坐天下更难。孙可望倒行逆施，人心离散，方有今日之败。我李定国既承天意民心，执掌此地，当革除弊政，与民更始。诸位有何良策，但讲无妨。”
文官王应龙出列躬身道：“王爷，首要在安民。孙可望为筹军饷，横征暴敛，百姓苦之久矣。当立即明发告示，宣布废除孙逆所设苛捐杂税，减轻百姓负担。同时，开仓放粮，赈济城中贫苦及因战乱流离者，以示王爷仁德。”
“准！”李定国毫不犹豫，“此事由王郎中会同沐公，即刻办理！务使百姓得实惠，知我心意。”
武将靳统武声如洪钟：“王爷，军心为要！孙逆旧部，降卒数万，良莠不齐，需速加整编甄别。愿留者，一视同仁，论功行赏；愿去者，发放路费，遣散还乡。我军老弟兄，连日苦战，亦需犒劳休整。更需派精兵强将，镇守各处要隘，尤其是通往川东、贵州方向，严防孙逆反扑或清虏南下！”
“此乃根基！”李定国深以为然，“统武，整编降军事宜，由你总责，杨武辅之。高文贵，你率铁骑营精锐，即刻前出曲靖，一面休整，一面监视川东动向，并设法与刘文秀将军取得联络！”
提到刘文秀，殿内气氛微妙的凝滞了一下。刘文秀在最后关头“礼送”孙可望出走，态度暧昧，其麾下数万精兵驻扎川南，动向至关重要。
沐天波沉吟道：“抚南王（刘文秀）处……需谨慎处置。其人重情义，性子缓，未必赞同孙可望所为，然亦未必愿见兄弟彻底决裂。当务之急，是稳住他。王爷可修书一封，言明铲除孙逆乃为清君侧、保社稷，非为私怨，对其在川南抗清之功表示嘉许，并邀请其共商大计，维持云贵川联防之势。同时，需派得力之人，携重礼前往犒军，以示诚意。”
李定国叹道：“文秀与我，终究还有香火之情。就依沐公之言，我亲自修书，遣使前往。但愿他能以大局为重。” 他心中明了，对刘文秀，眼下只能以安抚、拉拢为主，绝不能逼迫。
“此外，”沐天波压低了声音，“南京方面，需即刻禀报。王爷虽举义兵，铲除国贼，然名分上，仍需永历监国予以确认。应立刻拟写奏章，详陈孙可望僭越不臣之罪，及王爷被迫起兵‘清君侧’之缘由经过，并表达谨守臣节、誓死抗清之志。请朝廷速派员安抚，并明确王爷在云贵之权责。”
此言点中了最关键之处——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李定国神色一凛。他起兵反对孙可望，打着的是“清君侧、扶社稷”的旗号，本质是维护永历朝廷的权威。如今事成，如何让南京朝廷承认既成事实，并获得合法统治云贵的名分，是关乎政权合法性的头等大事。给予过高的名分（如继承孙可望的“秦王”封号），朝廷未必愿意，且可能养虎遗患；给予过低，又恐寒了将士之心，显得朝廷刻薄。
“奏章要写，而且要写得恳切。”李定国决断道，“既要表功，亦要表忠。可请朝廷斟酌云贵局势，重定封赏。至于权责……可暂请朝廷允我‘总统云贵军务，便宜行事’，以待朝廷后续安排。” 这是一个试探，既要求了实权，又保持了表面上的谦恭。
“王爷圣明！”众人齐声附和。一套稳定内部、安抚邻邦、交通中央的初步方略，迅速形成。
接下来的日子，昆明城乃至整个云南，进入了一场紧锣密鼓的“鼎革维新”。李定国雷厉风行：
政令一新： 废黜孙可望设立的“六部”、“宰相”等僭越官制，恢复明朝在云南的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等旧制（但主要官职仍由李定国心腹或投诚官员担任），并大量起用沐天波推荐的本地士绅、能吏，迅速恢复了行政运转。
整顿军纪： 严厉惩处了一批趁乱劫掠的兵痞，明确规定“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派出执法队昼夜巡城，很快赢得了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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