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送顾景琛的囚车穿过重重戒备的大门，驶入了一片与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高墙、电网、了望塔，以及无处不在的、冰冷肃穆的灰色调，构成了这里的主旋律。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混合了消毒水、灰尘和某种无形压力的沉闷气味。
办理入监手续的过程机械而冰冷。拍照、按指纹、上交所有个人物品（尽管他已一无所有）、领取统一编号的囚服（粗糙的深蓝色布料，散发着漂洗剂的刺鼻味道）、进行简单的体检（敷衍了事）和入监教育（照本宣科）。每一个环节，顾景琛都像木偶一样被推来搡去，耳边是狱警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指令。判决书上那“有期徒刑十二年”的字眼，像烧红的烙铁，时刻烫灼着他残存的意识，带来阵阵眩晕和虚脱感。
他被分配到了第四监区的一个普通监舍。监舍不大，左右两排上下铺的铁架床，住了八个人。当顾景琛拖着依旧疼痛的左腿，抱着简陋的被褥和洗漱用品，跟在狱警身后走进监舍时，七八道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了他身上。
那些目光，好奇、审视、冷漠，更多的是毫不掩饰的、带着痞气和估量的打量。顾景琛下意识地低下头，不敢与任何人对视，他能感觉到那些目光像刀子一样刮过他单薄的身躯和苍白的脸。
“新来的，睡那个上铺。”领他进来的狱警指了指最里面靠门口的一个上铺位置，交代了几句监规，便锁上门离开了。
铁门关闭的“哐当”声，让顾景琛的心脏猛地一跳，仿佛那扇门隔断了他与自由世界最后一丝微弱的联系。他抱着东西，艰难地挪到那个指定的铺位前。上铺，意味着上下不便，尤其是对他这条伤腿。
“哟，新来的，犯什么事儿进来的？”一个身材粗壮、剃着光头、脸上有道疤的汉子斜倚在下铺，嘴里叼着一根不知从哪弄来的、没有过滤嘴的烟屁股，斜睨着顾景琛，声音粗嘎。
顾景琛身体一僵，嗫嚅着，声音低得像蚊子哼：“……诈骗。”
“诈骗？”旁边一个瘦高个、眼神灵活得像老鼠的男人嗤笑一声，“骗了多少啊？看你这小白脸样儿，骗女人钱吧？”
监舍里响起几声毫不客气的哄笑。顾景琛的脸瞬间涨红，随即又变得惨白。在这里，罪行似乎也有“鄙视链”，而诈骗，尤其是骗女人钱的诈骗犯，往往处于底层，被认为是最没种、最下作的。
“判了多久啊？”又一个声音问，带着戏谑。
顾景琛喉咙发干，艰难地吐出几个字：“……十二年。”
“嚯！十二年！可以啊，小子，骗得不少嘛！”光头疤脸汉子弹掉烟灰，站起身，走到顾景琛面前。他比顾景琛高出半个头，壮硕的身材带着压迫感，“叫什么名儿？”
“顾……顾景琛。”
“顾景琛？”光头男重复了一遍，咧嘴笑了，露出一口黄牙，“名字倒挺文艺。以后在这儿，叫你‘顾骗子’得了。听着，新来的有规矩，懂不懂？”
顾景琛茫然又恐惧地看着他。
“规矩就是，”光头男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监舍里其他人，“以后你的活儿，哥几个心情好帮你干干，但你得懂‘孝敬’。家里送东西进来，好吃的，好烟，先紧着哥几个。明白吗？”
这就是明目张胆的勒索和欺凌。顾景琛想说不，但他不敢。他看着周围那些或冷漠或幸灾乐祸的眼神，知道自己没有任何反抗的资本。他卑微地点了点头。
“算你识相。”光头男满意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力道不轻，拍得顾景琛一个趔趄，伤腿传来一阵刺痛。
欺凌，从他踏入这间监舍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
吃饭时，他的饭菜里总会被“不小心”拨走大半的肉和好菜，只剩下些汤汁和青菜梗。他若稍有不满或迟疑，立刻会招来恶狠狠的眼神和桌下的踹踢。排队打热水，总有人插到他前面，轮到他时，热水往往只剩温吞。分配的劳动任务，最脏最累的总是“自然而然”落到他头上，清理厕所、搬运重物，他拖着伤腿，动作稍慢，便会引来斥骂甚至推搡。
言语上的侮辱更是家常便饭。“顾骗子”、“吃软饭的”、“小白脸废物”……各种难听的称呼和嘲讽如同空气，无处不在。晚上睡觉，他稍有动静，下铺的光头男便会不耐烦地踹床板，吓得他蜷缩成一团，大气不敢出。
身体的苦楚还在其次，更折磨人的是那种无处不在的屈辱感和孤立无援的绝望。他从小就好逸恶劳，靠着一张脸和嘴皮子投机取巧，何曾受过这种最原始、最赤裸的暴力与压迫？他曾幻想过监狱生活艰苦，却没想到竟是这般人间地狱，连最基本的人格尊严都被践踏得一丝不剩。
而身体上的痛苦，也在加剧。
左腿的伤，在看守所时只是简单处理，骨头接得不算好，又经历了逃亡和抓捕的折腾，一直未曾真正愈合。监狱的医疗条件有限，犯人的小病小痛往往不被重视。顾景琛的腿伤，在入监时体检被草草记录为“陈旧性骨折”，便再无人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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