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送顾景琛的囚车穿过重重戒备的大门,驶入了一片与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高墙、电网、了望塔,以及无处不在的、冰冷肃穆的灰色调,构成了这里的主旋律。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混合了消毒水、灰尘和某种无形压力的沉闷气味。
办理入监手续的过程机械而冰冷。拍照、按指纹、上交所有个人物品(尽管他已一无所有)、领取统一编号的囚服(粗糙的深蓝色布料,散发着漂洗剂的刺鼻味道)、进行简单的体检(敷衍了事)和入监教育(照本宣科)。每一个环节,顾景琛都像木偶一样被推来搡去,耳边是狱警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指令。判决书上那“有期徒刑十二年”的字眼,像烧红的烙铁,时刻烫灼着他残存的意识,带来阵阵眩晕和虚脱感。
他被分配到了第四监区的一个普通监舍。监舍不大,左右两排上下铺的铁架床,住了八个人。当顾景琛拖着依旧疼痛的左腿,抱着简陋的被褥和洗漱用品,跟在狱警身后走进监舍时,七八道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了他身上。
那些目光,好奇、审视、冷漠,更多的是毫不掩饰的、带着痞气和估量的打量。顾景琛下意识地低下头,不敢与任何人对视,他能感觉到那些目光像刀子一样刮过他单薄的身躯和苍白的脸。
“新来的,睡那个上铺。”领他进来的狱警指了指最里面靠门口的一个上铺位置,交代了几句监规,便锁上门离开了。
铁门关闭的“哐当”声,让顾景琛的心脏猛地一跳,仿佛那扇门隔断了他与自由世界最后一丝微弱的联系。他抱着东西,艰难地挪到那个指定的铺位前。上铺,意味着上下不便,尤其是对他这条伤腿。
“哟,新来的,犯什么事儿进来的?”一个身材粗壮、剃着光头、脸上有道疤的汉子斜倚在下铺,嘴里叼着一根不知从哪弄来的、没有过滤嘴的烟屁股,斜睨着顾景琛,声音粗嘎。
顾景琛身体一僵,嗫嚅着,声音低得像蚊子哼:“……诈骗。”
“诈骗?”旁边一个瘦高个、眼神灵活得像老鼠的男人嗤笑一声,“骗了多少啊?看你这小白脸样儿,骗女人钱吧?”
监舍里响起几声毫不客气的哄笑。顾景琛的脸瞬间涨红,随即又变得惨白。在这里,罪行似乎也有“鄙视链”,而诈骗,尤其是骗女人钱的诈骗犯,往往处于底层,被认为是最没种、最下作的。
“判了多久啊?”又一个声音问,带着戏谑。
顾景琛喉咙发干,艰难地吐出几个字:“……十二年。”
“嚯!十二年!可以啊,小子,骗得不少嘛!”光头疤脸汉子弹掉烟灰,站起身,走到顾景琛面前。他比顾景琛高出半个头,壮硕的身材带着压迫感,“叫什么名儿?”
“顾……顾景琛。”
“顾景琛?”光头男重复了一遍,咧嘴笑了,露出一口黄牙,“名字倒挺文艺。以后在这儿,叫你‘顾骗子’得了。听着,新来的有规矩,懂不懂?”
顾景琛茫然又恐惧地看着他。
“规矩就是,”光头男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监舍里其他人,“以后你的活儿,哥几个心情好帮你干干,但你得懂‘孝敬’。家里送东西进来,好吃的,好烟,先紧着哥几个。明白吗?”
这就是明目张胆的勒索和欺凌。顾景琛想说不,但他不敢。他看着周围那些或冷漠或幸灾乐祸的眼神,知道自己没有任何反抗的资本。他卑微地点了点头。
“算你识相。”光头男满意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力道不轻,拍得顾景琛一个趔趄,伤腿传来一阵刺痛。
欺凌,从他踏入这间监舍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
吃饭时,他的饭菜里总会被“不小心”拨走大半的肉和好菜,只剩下些汤汁和青菜梗。他若稍有不满或迟疑,立刻会招来恶狠狠的眼神和桌下的踹踢。排队打热水,总有人插到他前面,轮到他时,热水往往只剩温吞。分配的劳动任务,最脏最累的总是“自然而然”落到他头上,清理厕所、搬运重物,他拖着伤腿,动作稍慢,便会引来斥骂甚至推搡。
言语上的侮辱更是家常便饭。“顾骗子”、“吃软饭的”、“小白脸废物”……各种难听的称呼和嘲讽如同空气,无处不在。晚上睡觉,他稍有动静,下铺的光头男便会不耐烦地踹床板,吓得他蜷缩成一团,大气不敢出。
身体的苦楚还在其次,更折磨人的是那种无处不在的屈辱感和孤立无援的绝望。他从小就好逸恶劳,靠着一张脸和嘴皮子投机取巧,何曾受过这种最原始、最赤裸的暴力与压迫?他曾幻想过监狱生活艰苦,却没想到竟是这般人间地狱,连最基本的人格尊严都被践踏得一丝不剩。
而身体上的痛苦,也在加剧。
左腿的伤,在看守所时只是简单处理,骨头接得不算好,又经历了逃亡和抓捕的折腾,一直未曾真正愈合。监狱的医疗条件有限,犯人的小病小痛往往不被重视。顾景琛的腿伤,在入监时体检被草草记录为“陈旧性骨折”,便再无人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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