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太子赵承嗣在东宫明德殿正式召见林晚。殿内陈设雅致，书卷气浓厚，少了其父御书房的迫人威势，多了几分学子书斋的意味。
赵承嗣已完全长成青年模样，容貌肖似其父，但气质更为温润，甚至略显文弱。他身着杏黄色储君常服，端坐书案之后，见到林晚进来，立刻起身，亲自走下台阶相迎，态度恭敬：“学生承嗣，见过先生。先生远来辛苦，快请上座。” 称呼沿用赵珩定下的“先生”之礼。
“太子殿下折煞老臣了。”林晚依礼见过，在太子指定的客座坐下。
寒暄几句后，赵承嗣命人奉上茶点，屏退左右，只留一名心腹内侍在远处伺候。他取出那本《格物通鉴·经世篇》，翻到做了标记的一页，恳切道：“先生大着，学生近日拜读，受益匪浅。尤其这‘经世篇’中论及‘吏治之要，在察其行而非听其言；民生之本，在见其利而非感其恩’，学生反复思量，深以为然。然则，如何能在万千奏报、各级官员文辞之中，真正‘察其行’、‘见其利’？学生监国学习以来，常感耳目蔽塞，虚实难辨。”
问题提得很具体，也切中了年轻执政者最普遍的困惑——信息失真与执行力衰减。
林晚略作思索，答道：“殿下所虑，确是治国首要难题。欲‘察其行’，不能仅凭文书。需建立多条信息通道，相互印证。其一，正式奏报渠道，需规范其格式，要求附上关键数据（如粮产、税收、案件、工程进度），而非空泛议论。其二，派遣巡视御史、按察使，不定期明察暗访，直接向陛下与殿下汇报。其三，可效仿民间‘风闻言事’，但需加以规范，设立专门机构（如‘通政司’或‘舆情司’）收集整理各地士民上书、民间议论，去伪存真，作为参考。其四，也是最根本的，殿下自身需有机会走出宫闱，深入民间，亲眼去看，亲耳去听。哪怕是微服简从，在京畿周边走走，其收获亦远胜万千奏章。”
赵承嗣听得认真，示意内侍记录。
“至于‘见其利’，”林晚继续道，“则需建立明确的考核标准与反馈机制。一项政令下去，不能只看地方官怎么说，更要看百姓反应如何。可在新政推行地区，定期进行‘民意采风’，选派可靠且通晓当地情形的士子或退休吏员，深入乡里，与农夫、工匠、商贩交谈，询问赋税是否减轻、生活是否便利、冤屈是否有处申诉。将这些最原始的声音，与官方报表对照，方能看出政策实效。例如江南清丈分田，不能只看田亩数字增加了多少，更要看无地佃户是否真的分到了田、租子是否降了、他们对未来是否有了盼头。”
她顿了顿，补充道：“当然，这需要一套相对独立的调查体系和支持其运行的经费、人才，非一朝一夕可成。但殿下心中需有此念，并着手逐步建立。同时，鼓励地方官员如实奏报困难与问题，对于坦诚反映实情者，即便事情办得不够好，也应酌情宽容甚至嘉奖，以广开言路，避免报喜不报忧。”
赵承嗣频频点头：“先生所言，如拨云见日。尤其是‘走出宫闱，亲眼去看’……学生惭愧，居于深宫，终日与文书为伴，确如井底之蛙。父皇也曾多次教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眼中露出向往之色，随即又有些黯然，“只是……如今朝中事务繁杂，学生又需在父皇榻前侍奉，恐难成行。”
林晚理解他的处境。作为储君，尤其在皇帝病重时，他的行动受到极大限制，既不能轻易离京，又需时刻表现出孝道与稳重。“殿下孝心可嘉。短期内虽难远行，但京畿之地，亦可体察。譬如，可定期巡视京郊皇庄、官仓、织造局、乃至新式学堂，与管事、匠人、学子交谈。亦可查阅历年京畿府县的刑名、钱粮旧档，从中发现规律与问题。身边侍从、讲官中，亦可择其沉稳干练者，委以暗访之任，代殿下观察京中市井百态。”
“先生考虑周全。”赵承嗣露出笑容，随即又想起什么，犹豫片刻，问道，“先生，还有一事……近日朝中为礼部增设科举新科之事，争论不休。学生阅览双方奏章，似乎各有道理。守旧者言，此乃动摇国本，变乱祖宗成法；倡新者言，此乃切合时需，选拔实干人才。学生……颇感为难，不知当如何决断，方能既顺应时势，又不致引起朝局剧烈动荡？”
这个问题更为敏感，直接触及权力平衡与意识形态。林晚斟酌着词语：“殿下，此事关乎取士之道，亦即未来官僚之来源与素质，确需慎重。臣以为，可从三方面思量。其一，目的为何？是为选拔能处理日益繁杂之国务（如海贸、工程、算学、律法）的专门人才，以弥补经史取士之不足，而非取代。其二，阻力何在？主要在于触及现有以经史文章进阶的官员群体之利益，以及部分士大夫心中‘道统’观念。其三，如何权衡？可采取渐进之策。初期，新科取士名额不必多，职位安排偏向技术性、辅助性，明确其‘辅佐’定位。同时，加强宣传，阐明新科乃‘实学辅国’，是光大圣人之道于实务，而非背弃。亦可从现有官员中，选拔对实学有兴趣者加以培养，给予出路，减少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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