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治十六年七月，皇帝赵珩驾崩于兴元府皇宫，谥号“武烈”，庙号“太宗”。举国哀悼，万民缟素。
太子赵承嗣于灵前即位，改次年为“承泰”元年，尊生母（已故）为皇太后，册立太子妃为皇后。新帝登基，遵循先帝遗诏和惯例，大赦天下（十恶及贪墨等重罪不赦），减免部分赋税，以示新政。
然而，表面的平稳之下，权力的重新洗牌与新旧势力的角力，在丧期过后，便迅速浮出水面。
新帝赵承嗣，时年十九，虽然监国数月，但真正独掌乾坤，还是第一次。他性格温和，勤于政事，但缺乏其父的果决与威望，面对积年的老臣和复杂的朝局，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他谨记先帝遗训，遇有疑难，常私下征询林晚意见。林晚虽居望安，但书信往来频繁，她往往能从更超脱、更根本的角度提出建议，赵承嗣受益匪浅，对她愈发倚重。
但这种倚重，却引起了朝中部分大臣，尤其是以钱谦益为首的一些清流老臣的不满。
在他们看来，新帝年轻，正应“亲贤臣，远小人”，这里的“贤臣”自然是指他们这些熟读经史、深谙礼法的正统士大夫，而“小人”，则隐隐指向不在朝堂却影响力巨大的林晚，以及她所代表的“格物新学”和“新政实干派”。
矛盾首先在几件具体事务上爆发。
其一，是关于先帝陵寝规制。礼部依照旧例，拟定了规模宏大、耗资巨大的方案。赵承嗣觉得太过劳民伤财，有违先帝节俭爱民的初衷，且国库因近年兴修水利、建造海船，并不宽裕。他倾向于简化，并询问林晚意见。林晚回信支持简化，并引用《格物通鉴》中关于工程经济与民力的论述，建议“陵寝以坚固肃穆为要，不必竞奢华以累生者，更勿耗国力以伤民本”。赵承嗣采纳，下旨缩减规制。
此举遭到钱谦益等人的激烈反对，认为这是“有亏孝道”，“减损天子威仪”，甚至暗指是林晚“蛊惑新君，不敬先帝”。虽然最终未能改变决定，但舆论上对林晚和新帝的非议开始增多。
其二，是关于江南清丈后续与赋税调整。经过数年努力，江南土地清丈基本完成，隐匿田亩被大量查出，朝廷税收有了显着增加。赵承嗣与户部商议，打算在江南试行“一条鞭法”的改良版，进一步简化税制，将部分徭役折银并入田赋，以减轻无地或少地百姓的负担。方案在朝议时，遭到强烈抵制。反对者认为这会扰乱旧有财政体系，给地方胥吏带来新的贪污空间，更关键的是，损害了那些田多但通过种种手段规避徭役的士绅利益。而这些士绅，与朝中许多官员关系盘根错节。
钱谦益再次上疏，痛陈“祖制不可轻变”，“江南乃朝廷财赋根本，轻动易生祸乱”，并将此与林晚早年推动清丈联系起来，暗示这是“新政余毒未清，继续苛扰地方”。
赵承嗣感到压力巨大，写信向林晚求助。林晚回信详细分析了“一条鞭法”的利弊，指出关键在于执行和监督，并提出可先在江南选一两州做小范围试点，取得经验、完善细则后再推广，同时加强监察和公示，以堵贪腐之门。她建议新帝“可先与反对者商议，听取其具体担忧，在试点方案中予以考虑，争取部分理解，分化反对力量，展现朝廷纳谏与务实姿态”。
赵承嗣依计而行，虽然未能完全平息反对，但总算将试点推行了下去。然而，他与林晚的密切往来，却让钱谦益等人更加认定，新帝被“文昌君”及其背后的“新政派”所左右。
其三，也是最敏感的一件——海疆水师经费。兵部和津门水师联合上奏，请求增拨款项，用于建造“破浪号”同级第二、第三艘战舰，以及更多快速巡航舰，并加强沿海炮台建设。奏章中引用了荷兰船只窥探的实例，强调海防紧迫性。
这份奏章在朝堂上炸开了锅。以钱谦益为首的清流和部分内地官员，强烈反对。“先帝大行，国用本绌，当以节用爱民为本！水师耗费巨万，造舰无底，且与番人争锋海上，胜败难料，徒耗国力！当务之急，是修明内政，安抚百姓，岂可舍本逐末，穷兵黩武于海外？”他们再次将矛头指向林晚和诺苏，认为是“格物院与某些人好大喜功，借海防之名行揽权耗国之实”。
支持者则据理力争，强调海贸之利与安全之要。双方在朝堂上争吵不休，互不相让。赵承嗣深感棘手，海防重要，但反对声浪如此之大，且涉及先帝丧期和国库紧张等敏感因素，他一时难以决断。
这一次，连林晚的信也未能立刻让他下定决心。朝堂上，一种“新君仁弱，易受左右”的论调开始悄悄流传，而“左右”是谁，不言自明。
林晚在望安接到赵承嗣充满困惑与压力的来信，陷入了深思。她意识到，新帝面临的不仅是具体政务的困难，更是权威树立的危机。先帝留下的老臣，尤其是那些观念守旧者，正在试探新君的底线，并试图将其拉回他们熟悉的轨道。而自己这个“帝师”的存在，成了他们攻击的靶子和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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