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泰元年的秋天，似乎比往年更多了几分肃杀。先帝驾崩的哀思尚未完全散去，朝堂上新旧观念的角力已日趋公开化。赵承嗣在龙椅上坐了小半年，眉宇间逐渐褪去最初的青涩与惶惑，多了几分刻意维持的沉稳，但眼底深处的疲惫与挣扎，却逃不过明眼人。
这一日的常朝，气氛格外凝滞。议题是关于江南试行“一条鞭法”改良版的首次岁终总结，以及明年是否扩大试点范围。
户部尚书率先出列，呈上厚厚的奏报。数据是扎实的：试行两州，清丈后田亩数据翔实，赋税总额稳中有增，而将部分徭役折银并入田赋后，无地少地的佃户、匠户负担明显减轻，市面流通银钱增加，商税亦小幅增长。奏报中也坦承问题：胥吏在折算过程中仍有克扣现象，部分田多的大户反弹激烈，合并征收的银两在解运、熔铸中存在损耗。
“陛下，”户部尚书总结道，“臣等以为，新法利大于弊。减轻贫户负担，可使民心安稳；增加国库现银，便于统筹调度；简化税制，亦可减少胥吏上下其手之机。虽有小疵，然可完善。建议明年于江南再增三到五州试行，待成效确凿，再议推广。”
话音未落，钱谦益已手持笏板，大步出列，声音洪亮而带着惯有的沉痛：“陛下！臣反对！”
满朝文武目光聚焦。这位清流领袖，虽因年事已高，精力不如从前，但影响力犹在，尤其在许多守旧官员和士林中，仍是一面旗帜。
“户部所言，看似有理，实则祸国殃民之论！”钱谦益开门见山，“祖制赋役分离，各有其道，正为体恤民情。田赋出自田地，徭役出自丁口，此乃天经地义！今将役银并入田赋，看似简便，实则是将本该由人丁承担之责，尽数转嫁于田地！江南田土，多为士绅所有，此法一行，岂不是让士绅代天下佃户、匠户、乃至游惰之民纳银？此乃不公之一！”
他顿了顿，扫视众人，继续道：“其二，折银征收，看似方便，却使市面银价浮动，奸商得以操纵，最终负担仍会转嫁于民。且银两熔铸解运，损耗巨大，中间环节，又为贪官污吏开方便之门！户部奏报中亦承认有克扣损耗，此弊岂是‘小疵’？实乃制度之癌！”
“其三，也是最为紧要者，”钱谦益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殉道般的激动，“此法动摇国本！我朝立国之基，在于劝课农桑，安定乡土。将徭役折银，令百姓以银代役，则惰农、游民更无顾忌，长此以往，谁人肯安心耕作？田地荒芜，根基动摇，绝非危言耸听！此乃舍本逐末，与文昌君昔日所倡‘重商’‘奇技’一脉相承，皆是坏我华夏根本之策！陛下初登大宝，当以固本培元为要，岂可再行此等动摇根基之事？臣恳请陛下，即刻停止江南试行，恢复旧制，以安天下士民之心！”
一番话，引经据典，逻辑严密，直指新法核心，更将问题拔高到“动摇国本”、“坏华夏根本”的骇人高度，并将矛头再次隐晦地引向已归隐的林晚及其思想体系。
朝堂上一片寂静。许多官员，包括一些内心对新法有所保留或与江南士绅有联系的官员，都暗暗点头。钱谦益的话，说出了他们不敢或不便明言的深层忧虑。
赵承嗣端坐龙椅，面沉如水。他事先已与林晚书信探讨过可能出现的反对理由，心中有所准备，但钱谦益如此激烈的当面抨击，仍让他感到压力。他看向户部尚书，示意他反驳。
户部尚书硬着头皮道：“钱大人所言，不无道理。然则，时移世易。如今百姓流转增多，单纯按丁派役，往往册籍混乱，逃亡众多，徒增扰民。折银纳赋，亦是给百姓多一选择。至于士绅负担加重……清丈之后，田亩既已明晰，按田纳赋，正是公平。且新法并未取消丁税，只是将部分固定徭役折算合并，丁银仍在。至于银价、损耗，确需加强管理，但不可因噎废食……”
“荒谬！”钱谦益不等他说完，便打断道，“百姓逃亡，乃吏治不清所致，当整肃吏治，安辑流民，岂能以变法迁就？按田纳赋看似公平，然江南士绅，乃地方教化、治安之中坚，其负担加重，必然转嫁于佃户，或削减对乡里之投入，反损地方元气！此乃饮鸩止渴！”
双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支持新法的官员，多为寒门出身或与新政利益相关的，如工部、部分年轻御史，也纷纷出列声援户部，但声势远不及钱谦益代表的保守派深厚。朝堂上渐渐形成两派对峙之势。
赵承嗣心中焦虑。他知道钱谦益的话有相当市场，若强行推动，必招致更大阻力，甚至可能影响江南稳定。但若退缩，新政威信何在？户部那些实实在在的数据和减轻贫户负担的效果，又让他难以割舍。
就在这时，一个清朗而沉稳的声音响起：“陛下，臣有本奏。”
众人循声望去，出列的是新任的工部员外郎、格物院特聘咨议——诺苏。他官职不高，但因“破浪号”之功和文昌君之子的身份，在朝中颇受关注。此刻他一身青袍，身姿挺拔，面容冷静，毫无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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