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泰元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更冷一些。朝堂上关于赋税改革的争论余波未了，暗地里的角力却已转向更为具体和分散的领域，如同海面下的暗礁，看似平静，实则危机四伏。
首当其冲的，是格物院与各地新式学堂的经费问题。随着“破浪号”成功试航及诺苏在朝堂亮相，格物院的声望和影响力有所上升，申请加入或请求技术支持的州县、商贾增多。然而，相应的，其所需经费也水涨船高。工部在编制来年预算时，为格物院及附属学堂申请了一笔不小的增额，用于扩大匠师规模、添置实验设备、补贴偏远地区新学堂建设。
这份预算案在户部审核时，遭遇了无形的阻力。主管的户部右侍郎，是钱谦益的门生之一，素来对新政“奇技”不以为然。他以“国库紧张，先帝丧仪、陵寝、各地赈灾花费巨大”为由，将格物院的预算申请大幅削减，只保留了基本维持费用，新增项目和补贴几乎被砍光。
工部尚书据理力争，对方却搬出一堆账目细节，咬定“非必要开支当省”。争论上升到朝堂，支持格物院的官员与保守派又有一番唇枪舌剑。最终，在赵承嗣的调解下，预算得以部分恢复，但仍被压缩了许多，许多计划中的技术推广和学堂建设不得不推迟或缩减规模。
此事让诺苏和格物院的同仁们深感挫败。他们意识到，即便在具体事务上，观念的对抗也会转化为资源的争夺。没有钱，很多想法就无法落地。
几乎与此同时，江南试点州府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虽然“一条鞭法”改良版在朝廷层面得以继续试行，但地方上的抵抗并未停止。一些士绅串联，鼓动佃户以“新法苛刻，租子未减反因税增”为由（实则是他们自己想转嫁负担），拒缴或少缴折役银。地方官员处理时，往往投鼠忌器，怕激起民变（实则是士绅鼓动的假“民变”），执法不力。更有甚者，个别与士绅关系密切的胥吏，暗中篡改数据，将负担更多地摊到没有背景的自耕农和小地主头上，引发新的不公。
都察院派去的巡查御史发回密报，直言“新法之难，不在法本身，而在执法之人与地方势力盘根错节，阳奉阴违，甚或曲解利用，以售其私。”
而在远离政治中心的西北，另一件看似与技术无关、实则影响深远的事情正在发酵。朝廷为巩固边防、开发边地，鼓励内地无地贫民赴河套、河西等地屯垦，并推广新式犁具和耐旱作物。政策本是好的，但执行中，主管屯垦的官员与当地豪强、驻军将领勾结，将好地、近水之地优先分给关系户或私下倒卖，而将贫瘠偏远之地分给真正的贫民，且提供的种子、农具多有克扣。屯民辛苦一年，所获无几，怨声载道，逃亡者渐多。此事被一位刚调任当地的年轻官员冒险密奏朝廷，才得以揭露。
这些事情，看似分散在赋税、教育、边政等不同领域，但其内核却惊人一致：好的政策或举措，在落实到基层的过程中，被旧有的利益网络、官僚惰性、地方势力悄然扭曲、吞噬，最终效果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
赵承嗣接到这些奏报，又急又气。他发现自己坐在龙椅上，看似权力无边，但政令出了紫禁城，仿佛就进入了一片无形的泥沼，阻力重重，信息失真。他越发感到，治理一个庞大帝国，光有好的意愿和正确的方向远远不够，更需要一套能穿透层层阻隔、确保政令畅达、监督执行到位的“神经网络”和“免疫系统”。
他再次写信给林晚，倾诉困惑与无力感。
林晚的回信很长。她没有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而是引导赵承嗣思考问题的根源。
“陛下所遇，乃千古帝国之通病，非独本朝。其根在于：一，信息不对称。上下隔绝，中间环节太多，真实民情难以上达天听，朝廷意图亦难准确下达。二，利益固化。各级官吏、地方豪强，已成利益共同体，新政触及其利，则阳奉阴违，甚或扭曲利用。三，监督乏力。监察体系或与地方勾连，或力量不足，难以穿透基层。”
“破解之道，亦需从这三处着手。信息上，除正式奏报，需开拓更多元、更直接的民间信息渠道（如之前所议），并鼓励官员密折言事，保护言者。利益上，需持续推动官员流动、异地任职，避免形成地方派系；同时，培育新的利益群体（如通过新科举选拔的寒门官员、因新政受益的商贾百姓），以平衡旧势力。监督上，需改革监察体制，可尝试设立独立于地方行政的垂直监察区，并引入民间监督（如公示政绩、允许百姓投书），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然此皆非一朝一夕之功。陛下需有耐心，更需有策略。可先从一两件事、一两个地区入手，试点新的信息收集或监督方法，积累经验，培养得力人手。譬如，可在江南选一试点州，试行‘政绩公示与民情反馈箱’制度；可在西北屯垦事中，派一钦差，赋予其调动当地监察、司法资源之权，严查舞弊，并以此案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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