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泰二年的盛夏,当江南的伤口在缓慢愈合,皇帝的病体在小心翼翼调养时,一股来自北方工业城镇的寒流,再次席卷了朝堂——这一次,是关于技术变革引发的、更深层次的社会阵痛。
问题的焦点,从之前的河间府织户,扩大到了整个北直隶、山东乃至部分山西的煤矿与冶铁行业。
事情的起因,是工部与格物院联合推广的“新式高炉炼铁法”与“焦炭炼铁技术”。这些技术源于林晚早年的指导和诺苏等人后来的改进,能大幅提高生铁产量和质量,降低燃料消耗,对于支撑日益增长的新式农具、兵器、造船需求至关重要。朝廷在数处大型官营矿场和冶铁工坊推行,效果显着。
然而,技术的进步如同双刃剑。新式高炉和焦炭炼铁,对矿石、燃料的品相要求更高,工艺更复杂,需要更集中、更大规模的工场和更专业的技术工人。这直接导致两个严重后果:
第一,大量技术落后、规模较小、使用木炭或劣质煤的私营或家庭式土法炼铁炉、炒铁作坊迅速破产,依附其生存的矿工、炉工、运输夫役失业。
第二,即便在官营大工场,新的分工和自动化设备(如水力鼓风机、碎石机)的引入,也减少了对普通粗壮劳力的需求,许多只会出死力气的工人被裁汰。
失业的匠户、矿工、力夫数量,短短半年内,在北方几个工业集中的州府,达到了惊人的数万之众。这些人失去生计,聚集在城镇边缘,形成庞大的流民群体,治安迅速恶化,偷盗、抢劫、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地方官员焦头烂额,赈济钱粮杯水车薪,更担心酿成民变。
雪上加霜的是,几乎同时,南方沿海的广州、泉州等地,也传来类似报告。随着大型新式海船(包括番船和模仿建造的华船)越来越多地使用西洋软帆、滑轮组和更复杂的索具,对传统帆篷制作、木工、捻缝等手艺的需求发生变化,许多老船匠和配套手工业者也面临失业威胁。
这一次的技术冲击,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引发的社会问题更为尖锐。朝堂之上,早已对“奇技”不满的保守派,如同嗅到血腥的鲨鱼,立刻群起攻之。
钱谦益不顾年迈,再次上疏,言辞激烈悲怆:“……陛下!臣闻北地流民塞道,南疆匠户哀嚎,皆因所谓‘新法’、‘格物’之祸!昔日文昌君倡言‘机器省力’、‘技术富民’,然今日所见,机器夺人生计,技术催生流民!长此以往,工匠失业,农夫失地,天下汹汹,恐生大变!此乃与民争利,动摇国本之甚者也!臣恳请陛下,即刻下旨,暂停一切新式机巧之推广,安抚失业匠户,恢复旧业,以安民心!”
奏疏一出,应者云集。许多官员,甚至一些原本对新政态度暧昧者,也因眼前严峻的社会问题而动摇,纷纷附议。朝堂上要求“暂停技术革新,优先解决流民”的呼声高涨。
诺苏和工部、格物院的官员陷入空前的被动。他们可以辩称技术长远有利,可以举出河间府棉纺业转型的例子,但面对北方数万流民实实在在的苦难和朝野汹汹的舆论,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
赵承嗣也深感棘手。他深知技术重要,海防、军工、乃至许多民生改善都依赖于此。但眼前的流民问题不解决,确实可能引发大乱。他再次感到力不从心,病体也因焦虑而反复。
林晚在望安密切关注事态。她知道,这一次的危机,比河间府那次要严峻得多,涉及行业更基础,失业规模更大,社会影响更深远。这不再是简单的“疏导培训”就能解决,必须要有系统性的社会政策应对。
她闭门数日,翻阅了大量资料,结合自己前世的模糊记忆和对此世社会的理解,写下了详细的应对策论,命人快马送入京城,直呈皇帝。
在这份策论中,她首先承认问题的严重性:“技术革新必伴随旧业凋零,此乃阵痛,无法避免。然朝廷之责,在于减轻阵痛,引导转型,并为被淘汰者提供新的生存之路与社会保障,而非因噎废食。”
她提出了一个名为“工赈疏导与产业升级综合策”的方案,核心包括:
一、紧急工赈,以安民心。 立即从国库和皇室内帑拨出专款,在流民集中的地区,大规模兴修水利(疏浚北方河道、修建水库)、官道、城墙、以及计划中的公共设施(如官仓、济贫院)。以工代赈,按劳付酬,使流民有活干、有饭吃,暂时稳住局面。
二、技能转型,授之以渔。 在工赈项目所在地,由格物院和工部联合开设“百工传习所”,免费教授失业匠户新的技能。针对炼铁行业失业者,可培训其操作维护新式高炉、焦炭窑、或转向金属加工(如制造标准化零件、工具);针对矿工,可培训安全开采、矿石分选等新法;针对船匠,可培训新式帆索、船体维修等。同时,鼓励商贾开办与新产业相关的手工作坊,朝廷提供小额贷款和税收优惠,并优先采购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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