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泰二年的盛夏，当江南的伤口在缓慢愈合，皇帝的病体在小心翼翼调养时，一股来自北方工业城镇的寒流，再次席卷了朝堂——这一次，是关于技术变革引发的、更深层次的社会阵痛。
问题的焦点，从之前的河间府织户，扩大到了整个北直隶、山东乃至部分山西的煤矿与冶铁行业。
事情的起因，是工部与格物院联合推广的“新式高炉炼铁法”与“焦炭炼铁技术”。这些技术源于林晚早年的指导和诺苏等人后来的改进，能大幅提高生铁产量和质量，降低燃料消耗，对于支撑日益增长的新式农具、兵器、造船需求至关重要。朝廷在数处大型官营矿场和冶铁工坊推行，效果显着。
然而，技术的进步如同双刃剑。新式高炉和焦炭炼铁，对矿石、燃料的品相要求更高，工艺更复杂，需要更集中、更大规模的工场和更专业的技术工人。这直接导致两个严重后果：
第一，大量技术落后、规模较小、使用木炭或劣质煤的私营或家庭式土法炼铁炉、炒铁作坊迅速破产，依附其生存的矿工、炉工、运输夫役失业。
第二，即便在官营大工场，新的分工和自动化设备（如水力鼓风机、碎石机）的引入，也减少了对普通粗壮劳力的需求，许多只会出死力气的工人被裁汰。
失业的匠户、矿工、力夫数量，短短半年内，在北方几个工业集中的州府，达到了惊人的数万之众。这些人失去生计，聚集在城镇边缘，形成庞大的流民群体，治安迅速恶化，偷盗、抢劫、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地方官员焦头烂额，赈济钱粮杯水车薪，更担心酿成民变。
雪上加霜的是，几乎同时，南方沿海的广州、泉州等地，也传来类似报告。随着大型新式海船（包括番船和模仿建造的华船）越来越多地使用西洋软帆、滑轮组和更复杂的索具，对传统帆篷制作、木工、捻缝等手艺的需求发生变化，许多老船匠和配套手工业者也面临失业威胁。
这一次的技术冲击，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引发的社会问题更为尖锐。朝堂之上，早已对“奇技”不满的保守派，如同嗅到血腥的鲨鱼，立刻群起攻之。
钱谦益不顾年迈，再次上疏，言辞激烈悲怆：“……陛下！臣闻北地流民塞道，南疆匠户哀嚎，皆因所谓‘新法’、‘格物’之祸！昔日文昌君倡言‘机器省力’、‘技术富民’，然今日所见，机器夺人生计，技术催生流民！长此以往，工匠失业，农夫失地，天下汹汹，恐生大变！此乃与民争利，动摇国本之甚者也！臣恳请陛下，即刻下旨，暂停一切新式机巧之推广，安抚失业匠户，恢复旧业，以安民心！”
奏疏一出，应者云集。许多官员，甚至一些原本对新政态度暧昧者，也因眼前严峻的社会问题而动摇，纷纷附议。朝堂上要求“暂停技术革新，优先解决流民”的呼声高涨。
诺苏和工部、格物院的官员陷入空前的被动。他们可以辩称技术长远有利，可以举出河间府棉纺业转型的例子，但面对北方数万流民实实在在的苦难和朝野汹汹的舆论，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
赵承嗣也深感棘手。他深知技术重要，海防、军工、乃至许多民生改善都依赖于此。但眼前的流民问题不解决，确实可能引发大乱。他再次感到力不从心，病体也因焦虑而反复。
林晚在望安密切关注事态。她知道，这一次的危机，比河间府那次要严峻得多，涉及行业更基础，失业规模更大，社会影响更深远。这不再是简单的“疏导培训”就能解决，必须要有系统性的社会政策应对。
她闭门数日，翻阅了大量资料，结合自己前世的模糊记忆和对此世社会的理解，写下了详细的应对策论，命人快马送入京城，直呈皇帝。
在这份策论中，她首先承认问题的严重性：“技术革新必伴随旧业凋零，此乃阵痛，无法避免。然朝廷之责，在于减轻阵痛，引导转型，并为被淘汰者提供新的生存之路与社会保障，而非因噎废食。”
她提出了一个名为“工赈疏导与产业升级综合策”的方案，核心包括：
一、紧急工赈，以安民心。 立即从国库和皇室内帑拨出专款，在流民集中的地区，大规模兴修水利（疏浚北方河道、修建水库）、官道、城墙、以及计划中的公共设施（如官仓、济贫院）。以工代赈，按劳付酬，使流民有活干、有饭吃，暂时稳住局面。
二、技能转型，授之以渔。 在工赈项目所在地，由格物院和工部联合开设“百工传习所”，免费教授失业匠户新的技能。针对炼铁行业失业者，可培训其操作维护新式高炉、焦炭窑、或转向金属加工（如制造标准化零件、工具）；针对矿工，可培训安全开采、矿石分选等新法；针对船匠，可培训新式帆索、船体维修等。同时，鼓励商贾开办与新产业相关的手工作坊，朝廷提供小额贷款和税收优惠，并优先采购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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