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安的回信，在元宵节后抵达京城。这一次，信是直接送到太子东宫，由赵宸亲自拆阅。
林晚的信，一如既往地平和睿智，开头先是为海军大捷由衷高兴，称赞冯闯之勇、诺苏之智、将士之忠，也欣慰于赵宸在朝堂上的成长与担当。但很快，她便笔锋一转，指向了更加深远的问题。
“海权之要，不在舟师一时之胜败，而在国势能否久持，海利能否为我所用。”她开宗明义，“今破浪初胜，红毛受挫，此诚可喜。然需思：胜后何为？是为一时之安，暂保门户？是为扬威海外，震慑诸夷？还是……以此为契机，开启我朝面向海洋之新纪元？”
她提出了三个层次的目标，供赵宸与朝廷思考：
“其一，守土保疆，此为基础。 借大胜之威，加速新舰成军，完善沿海防御，建立常备巡逻与快速反应之制，确保夷寇不能再轻易犯我海疆，掠我商民。此乃立足之根本，万不可因胜而弛。”
“其二，以海通商，此为中策。 海军既强，当为商贸护航。可组建官督商办之‘南洋贸易船队’，载我丝绸、瓷器、茶叶、棉布、乃至新式农具、书籍，南下吕宋、满剌加、暹罗、爪哇，换回香料、象牙、宝石、硬木、稻种，乃至西方之历法、舆图、奇器。商税之利，可反哺海军；海路之通，可广我见闻；货殖之丰，可富国裕民。更可借此与南洋诸国结交，孤立红毛夷。”
“其三，经略海洋，此为上谋。 海洋非仅屏障，更是通路与宝库。长远观之，当效法古人张骞通西域、郑和下西洋之精神，但目的不止于扬威怀远，更在于‘知海’、‘用海’、‘治海’。需系统测绘海图，研究洋流季风，探索未知岛屿，调查海洋物产（渔、盐、矿产）。可设‘海洋格物所’，专司其事。更需制定涉海律法，明确海疆界线，规范海上行为（无论军民商）。待国力更盛，舰船更精，或可于关键航路节点（如台湾、琼州、乃至南洋某些无主或可控之岛）建立补给点、观察站，逐步拓展我朝在海上的存在与影响力。”
她特别强调：“此三者，非递进取代，而当并行不悖，相辅相成。无守土之基，通商与经略如空中楼阁；仅止于守土，则困守陆权，终将为拥有海权者所制。当前之计，宜巩固‘守土’，积极尝试‘通商’，长远谋划‘经略’。此非一代人之功，需定为国策，持之以恒。”
信的末尾，林晚再次提醒：“然，欲行此策，内政修明为要。海军耗费巨大，需有充盈之国库支撑；海外探索风险莫测，需有开明进取之朝野风气；与异域交往，需有包容自信之文化心态。朝廷当善用此次大胜凝聚之民心士气，推动税制、商法、官制乃至学风之渐进改革，厚植国力根基。切记，海权之争，终是国力与文明之争。”
这封信，如同一幅宏大的海洋战略蓝图，在赵宸面前徐徐展开。它超越了单纯的海军建设和军事对抗，将海洋与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联系起来，指向了一个更为辽阔和充满挑战的未来。
赵宸反复阅读，心潮澎湃，又深感责任重大。他将信中的重要观点摘录整理，附上自己的初步思考，呈报给父皇赵珩。
赵珩在御书房中，对着这封来自望安的信，沉思了整整一个下午。最终，他提笔在赵宸的奏报上批示：
“林晚所论，高瞻远瞩，深合朕心。海权之事，确应升为国策。着令太子主持，会同内阁、六部、海军都督府（拟新设），以此三层次为目标，详定《海疆长远发展纲要》，分近、中、远三期规划，明确各阶段目标、举措、投入及权责。纲要成，颁行天下，使朝野皆知海洋之重，共赴蓝海之约。”
帝国的航向，在来自西南山间的智慧光芒照耀下，变得更加清晰，也更加坚定地，转向了那片深邃无垠的蔚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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