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安的回信,在元宵节后抵达京城。这一次,信是直接送到太子东宫,由赵宸亲自拆阅。
林晚的信,一如既往地平和睿智,开头先是为海军大捷由衷高兴,称赞冯闯之勇、诺苏之智、将士之忠,也欣慰于赵宸在朝堂上的成长与担当。但很快,她便笔锋一转,指向了更加深远的问题。
“海权之要,不在舟师一时之胜败,而在国势能否久持,海利能否为我所用。”她开宗明义,“今破浪初胜,红毛受挫,此诚可喜。然需思:胜后何为?是为一时之安,暂保门户?是为扬威海外,震慑诸夷?还是……以此为契机,开启我朝面向海洋之新纪元?”
她提出了三个层次的目标,供赵宸与朝廷思考:
“其一,守土保疆,此为基础。 借大胜之威,加速新舰成军,完善沿海防御,建立常备巡逻与快速反应之制,确保夷寇不能再轻易犯我海疆,掠我商民。此乃立足之根本,万不可因胜而弛。”
“其二,以海通商,此为中策。 海军既强,当为商贸护航。可组建官督商办之‘南洋贸易船队’,载我丝绸、瓷器、茶叶、棉布、乃至新式农具、书籍,南下吕宋、满剌加、暹罗、爪哇,换回香料、象牙、宝石、硬木、稻种,乃至西方之历法、舆图、奇器。商税之利,可反哺海军;海路之通,可广我见闻;货殖之丰,可富国裕民。更可借此与南洋诸国结交,孤立红毛夷。”
“其三,经略海洋,此为上谋。 海洋非仅屏障,更是通路与宝库。长远观之,当效法古人张骞通西域、郑和下西洋之精神,但目的不止于扬威怀远,更在于‘知海’、‘用海’、‘治海’。需系统测绘海图,研究洋流季风,探索未知岛屿,调查海洋物产(渔、盐、矿产)。可设‘海洋格物所’,专司其事。更需制定涉海律法,明确海疆界线,规范海上行为(无论军民商)。待国力更盛,舰船更精,或可于关键航路节点(如台湾、琼州、乃至南洋某些无主或可控之岛)建立补给点、观察站,逐步拓展我朝在海上的存在与影响力。”
她特别强调:“此三者,非递进取代,而当并行不悖,相辅相成。无守土之基,通商与经略如空中楼阁;仅止于守土,则困守陆权,终将为拥有海权者所制。当前之计,宜巩固‘守土’,积极尝试‘通商’,长远谋划‘经略’。此非一代人之功,需定为国策,持之以恒。”
信的末尾,林晚再次提醒:“然,欲行此策,内政修明为要。海军耗费巨大,需有充盈之国库支撑;海外探索风险莫测,需有开明进取之朝野风气;与异域交往,需有包容自信之文化心态。朝廷当善用此次大胜凝聚之民心士气,推动税制、商法、官制乃至学风之渐进改革,厚植国力根基。切记,海权之争,终是国力与文明之争。”
这封信,如同一幅宏大的海洋战略蓝图,在赵宸面前徐徐展开。它超越了单纯的海军建设和军事对抗,将海洋与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联系起来,指向了一个更为辽阔和充满挑战的未来。
赵宸反复阅读,心潮澎湃,又深感责任重大。他将信中的重要观点摘录整理,附上自己的初步思考,呈报给父皇赵珩。
赵珩在御书房中,对着这封来自望安的信,沉思了整整一个下午。最终,他提笔在赵宸的奏报上批示:
“林晚所论,高瞻远瞩,深合朕心。海权之事,确应升为国策。着令太子主持,会同内阁、六部、海军都督府(拟新设),以此三层次为目标,详定《海疆长远发展纲要》,分近、中、远三期规划,明确各阶段目标、举措、投入及权责。纲要成,颁行天下,使朝野皆知海洋之重,共赴蓝海之约。”
帝国的航向,在来自西南山间的智慧光芒照耀下,变得更加清晰,也更加坚定地,转向了那片深邃无垠的蔚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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