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顺那封字里行间透着沉重与无奈的战报，如同一瓢冰冷的雪水，浇在严象心头那团因“养贼自重”的警醒与立威心切而燃起的烈火之上。怒火并未熄灭，却瞬间被一种更刺骨、也更现实的寒意所包裹、压制。书房内炭火噼啪，映着他那张铁青中透出苍白、皱纹因连日焦虑而愈发深刻的脸。他独自枯坐了半夜，案上除了高顺的战报，还有数封来自郡中不同渠道、或明或暗打探消息、或委婉劝谏、或隐晦施压的私信。窗外，是弘农郡城沉入不安与猜测的、死寂而漫长的冬夜。
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严重低估了陈冲，低估了南山。那不仅仅是一个“擅权逾制”的吏员，一座“流民聚集”的山谷。那是一头已然长出獠牙、披上甲胄，并且将巢穴经营得固若金汤的猛兽。高顺的两千郡兵，不仅未能伤其筋骨，反被其凭借地利与严整的防御体系，硬生生挡在山口之外，进退维谷。军事上的挫败已成事实，更可怕的是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郡中舆论哗然，人心浮动，豪强观望，乃至他这位新任郡守的威信，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质疑与动摇。
杨伯安次日便闻讯赶至郡守府，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他不再有之前的从容与含蓄，言辞间充满了毫不掩饰的焦灼与对高顺“无能”、“怯战”的指责，并再次以激烈的语气，强调“此獠不除，后患无穷”，催促严象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增派重兵，务求将南山夷为平地。严象默然听着，心中却是一片冰凉。他何尝不想一举荡平？可兵从何来？粮从何出？高顺已是他能动用的最大机动力量，再抽调，郡城及各要隘防务必然空虚，万一……他不敢深想。而粮秣，即便有杨家“捐献”，支撑现有部队久持已显吃力，遑论增兵？
更让严象如坐针毡的是，此事已然闹大，捂是捂不住了。高顺受阻的消息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散，用不了多久，必然会传到州牧耳中，甚至……长安。届时，朝廷会如何看待他这位新任郡守？是“剿匪不力”，还是“激生民变”？无论哪种指责，他都难以承受。
绝境之中，一个念头在严象心中萌生、壮大，最终化为一种近乎孤注一掷的决断——既然郡中力量不足，何不借力？借朝廷之力，借“大义”之名！将南山之事，从“地方流民安置纠纷”，彻底定性为“威胁郡县、抗拒王师的叛乱”，直接捅到长安！请求朝廷，从关中、从临近州郡调派精锐官军，前来会剿！如此，既可解决兵力不足的难题，又能将处置不力的责任部分上移，更可借朝廷雷霆之威，一举铲除心腹大患，重树威信！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便如同毒藤般疯狂滋长。严象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立刻摒弃了其他所有杂念，连夜召来郡丞张堪及几名心腹文吏，闭门密议，字斟句酌，开始起草一份将呈递长安的紧急奏疏。
这份奏疏，严象倾注了全部的心力与权谋。他完全隐去了南山“安置流民、垦田实边”的“微劳”，对陈冲此前种种“逾制”之举，也进行了极致的简化与“升华”。在他的笔下，南山不再是“屯垦营”，而是一个“勾结四方亡命、啸聚山林、僭越礼法、自立法度、擅改税赋、阴蓄甲兵、其势已成”的“逆贼巢穴”。他详细“陈述”了高顺率郡兵进剿时，贼众如何“凭借险阻，负隅顽抗”，“设伏阻击，杀伤官军”，“气焰嚣张，公然抗命”，致使王师“受阻山口，进展艰难”。他将高顺的受挫，描绘成贼众“凶顽异常”、“早有预谋”的证明。最后，他以极其忧愤与恳切的笔调，强调此股“逆匪”坐大，不仅危害弘农一郡安宁，更恐与南阳、荆州等地乱匪“勾连呼应”，成为朝廷心腹大患，若不尽早以雷霆之势剿灭，恐酿成更大祸乱。因此，他“泣血”上奏，恳请朝廷体念边郡艰难，速发诏令，从关中或临近州郡“调遣精兵”，会同弘农郡兵，“合力进剿，务期殄灭”，以靖地方，以安黎庶。
奏疏写成，严象亲自用郡守大印铃封，又以火漆加密，选派了最为可靠的亲信，持着加盖“六百里加急”印信的符节，星夜出城，沿着驰道，直奔长安而去。望着信使消失在黎明前最浓重黑暗中的背影，严象长长舒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又仿佛将所有的希望与身家性命，都押在了这封飞向长安的奏疏之上。
接下来，便是漫长而焦灼的等待。郡中事务，严象已无心细理，全权交与张堪暂摄。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书房，时而对着地图发呆，时而提笔又放下，心神不宁。高顺那边又来了两封战报，情况依旧，郡兵与南山贼众隔着一道壕沟胸墙对峙，小规模袭扰不断，但都无力打破僵局。天气越来越冷，军中冻伤病患增多，高顺的措辞一次比一次急切。杨伯安几乎每日都来，或明或暗地打探长安消息，催促进兵，言辞间的压力越来越大。郡城中的恐慌气氛并未因严象的“镇定”而缓解，反而因这诡异的僵持与高层沉默，变得更加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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