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栓等人那日带着满腹未能尽抒的憋闷与一种被更高“大义”压制后的茫然，讪讪离去后，陈冲那番立足于“南山公义”与“均义务”的论述，并未如同他预期的那般，迅速消弭争议、统一思想。相反，在接下来的两三日里，关于“百亩限田”的暗流非但没有平息，反而在更隐蔽的角落与更复杂的情绪发酵中，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王老栓、孙七等人回到各自“里”中，虽未敢公然煽动对抗，但那副郁郁寡欢、长吁短叹的模样，以及私下与亲近者交谈时，那含糊其辞却又充满委屈的“书佐有书佐的难处，可咱们这些老兄弟……唉！”的叹息，本身就成了最具感染力的“反对意见”。不满的情绪如同瘟疫，在那些同样家中田产逼近或超过百亩、或自觉“有功”当有“厚赏”的老资格屯户圈子里悄悄蔓延。有人开始私下串联，议论着是否要联合更多“老人”，在三日后的扩大会议上，向陈冲“陈情”，要求“酌情考虑功臣旧劳”。更有人开始担忧，此次是“限田”，下次会不会是“加赋”？乃至收回其他优待？一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与隐隐的信任危机，开始在部分早期追随者心中滋生。
而侯五安插的耳目，则如同嗅到血腥的鬣狗，更加活跃地穿行在这些人中间。他们不再需要刻意扇风点火，只需将那些不满的议论稍加“提炼”、“传播”，再掺杂些“免死狗烹”、“新人笑旧人哭”的诛心之论，便足以让本就不安的种子，在猜忌与怨恨的土壤中悄然发芽。
陈冲自然通过石勇日渐加强的巡察与“游枭”的密报，察觉到了这股暗流的汹涌。他知道，道理虽然在自己这边，但人心与利益的天平，往往并非道理所能完全摆平。尤其是当触及到那些最早将身家性命托付于他、如今已视南山为自己“家业”一部分的老部下们的根本利益时，简单的“晓以大义”或强硬推行，都可能适得其反，甚至可能撕裂南山那本就不算十分牢固的内部团结。在外部强敌环伺、内部又刚刚经历整军的关键时刻，内部的剧烈动荡，是他绝不愿看到，也承受不起的。
三日之期转瞬即至。议事堂内，气氛比以往任何一次集会都要凝重肃穆。不仅所有屯长、里长、三老到齐，赵破虏、石勇、阿禾、青苇等核心骨干亦赫然在座，分列两侧。陈冲端坐主位，神色平静，目光缓缓扫过堂下济济一堂、却大多面色沉凝、目光闪烁的众人。他看到了王老栓等人刻意避开他视线的低垂头颅，也看到了许多新晋屯长、里长眼中那份混杂着期待、不安与观望的复杂情绪。
没有寒暄，陈冲直接开口，声音清晰而平稳，在寂静的堂中回荡：“今日召集诸位，议题只有一个，便是前番所议，关于‘均田令’完善，设定占田上限之事。此前，王屯长、周里长等几位老成，曾向我陈情，言及其中或有未尽妥帖之处，虑及功臣旧劳。今日，便请诸位畅所欲言，将此中利弊、难处，一并道来，集思广益，以求一万全之策。”
他开门见山，姿态放得很低，甚至主动提及“老成陈情”、“功臣旧劳”，这让原本憋着一股劲准备“据理力争”的王老栓等人反而有些措手不及，面面相觑。
短暂的沉默后，一位新近因开荒积极、为人公正而被推举为里长的年轻屯户，鼓起勇气率先发言：“书佐，诸位老成，小子愚见。定此上限，实为长远安稳计。去岁大旱，流民无数，若无南山收容，我等早已饿毙道旁。书佐行‘均田’、‘低赋’，使我等有地可种，有家可归。如今南山人丁渐繁，若无规矩，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日后必生祸乱。设此上限，使后来者亦有望得田，人心方能长久安定。至于超出之田，公库‘赎回’，给予补偿，已是仁至义尽。小子以为，可行。”
他代表了大多数无地、少地及田产远未达限的新附屯户的朴素愿望，话音落下，不少新晋头目微微颔首。
“后生之言，不无道理。”周夫子见状，不得不开口，他不能再沉默，否则便失了“陈情”的立场，但语气已不似上次那般激愤，而是带着一种“老成谋国”的忧思，“然老臣所虑者，在于‘信’与‘激’。当初分田，未言上限。今突然加之，恐失人望，伤及根本。且最早追随书佐、披荆斩棘、拓土开疆之功臣，其劳苦尤甚，若与后来者一概而论，恐令壮士心寒，挫伤后来者效命之志。此乃关乎士气人心之大事，不可不察。”
“是啊，”孙七见周夫子开了头，也连忙补充，语气却缓和了许多，“也不是说定要反对。只是……这‘上限’是否可稍宽？‘赎回’之价，是否可再议？总得让老兄弟们……心里过得去。”
王老栓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只是重重“嗯”了一声，表示附议。
接下来，又有数人发言，意见大致分为三派：新附者多支持，认为公平；部分田产逾限的老资格则委婉要求“酌情”；还有一些中间派，态度模棱两可，只言“听凭书佐与诸位老成定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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