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建国七年（公元15年）的春风，似乎比去岁来得更迟，也更为料峭。伏牛山巅的残雪固执地消融又凝结，将最后一点寒意渗入刚刚解冻的泥土与潺潺溪流之中。然而，这迟来的暖意，并未能给南山谷地带来多少真正的轻松与慰藉。恰恰相反，一种比冬日严寒更为沉重、也更具压迫感的氛围，如同山间日益浓重、驱之不散的湿雾，悄然弥漫、浸润着这片刚刚平息了内部土地风波、表面重归“忙碌春耕”景象的土地。
这种氛围，首先来自于外部世界通过各种隐秘渠道、零碎传闻乃至新近投奔者的只言片语，不断渗透进来的、令人心悸的消息碎片。去岁那场震动荆襄、引得朝廷急调兵马南下的绿林军烽火，非但未被扑灭，反有愈演愈烈之势。据“游枭”从南阳边缘传回的消息，绿林军虽内部倾轧不断，然其势已蔓延至南阳郡南部数县，与官军形成拉锯，小规模冲突几乎无日不有。更有骇人听闻的流言，说绿林军中已有人僭越称王，建制设官，公然与朝廷分庭抗礼。而朝廷的应对，除了催促各州郡加派兵粮南下，似乎并无更有效的良策，反而因催逼过甚，在关东、河北等地又激起了新的民变与兵溃。
更让陈冲心头蒙上阴影的，是来自更北方、关于朝廷中枢的零星讯息。王莽改制之弊，数年积累，于今彻底爆发。所谓的“王田”制、“私属”制早已名存实亡，反成官吏豪强盘剥的新工具；“五均六筅”搅得市井萧条，商旅断绝；屡次更改币制，钱法大坏，百姓手中的五铢钱几成废铁，民间甚至倒退至以物易物。去岁关中大饥，今春青黄不接，流民潮有增无减，长安城外，饿殍枕藉，盗贼公行。朝中，王莽性情愈发乖戾多疑，对大臣动辄诛戮，又迷信谶纬符命，大肆封赏方士弄臣，政事日非。北疆匈奴之患未解，西南羌乱又起……整个新朝，仿佛一艘千疮百孔、四处漏水的巨舰，正在惊涛骇浪中不可逆转地倾斜、下沉，船舱内却还在为如何装饰桅杆、该挂何种颜色的旗幡而争吵不休。
这些或明或暗、或零碎或相对完整的讯息，被阿禾分门别类整理，连同“游枭”的密报、过往行商的见闻、乃至俘虏郡兵口中榨出的零星情报，源源不断地呈送到陈冲那间挂满地图的石屋案头。陈冲常常独坐至深夜，就着摇曳的油灯，反复研读、比对、推演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碎片”，试图拼凑出天下大势的真实图景。
他不再仅仅关注弘农一郡，不再仅仅算计与杨家、与严象的得失。他的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天地，投向了那正在剧烈动荡、重新洗牌的中原、河北、荆襄、巴蜀……他开始在脑海中勾勒一幅更大的棋盘，而南山，只是这棋盘一角一颗尚且微小、却被他寄予厚望的棋子。
“最迟两年。”在一个春雨淅沥、寒气透骨的深夜，陈冲放下手中一份关于关中流民已开始冲击县寺的简短密报，抬起头，对侍立一旁的赵破虏、阿禾，用极其平静却斩钉截铁的语气说道，“新朝，必有大崩盘。非是局部民变，非是边患加剧，而是……中枢倾覆，天下板荡，九州鼎沸！”
赵破虏眼中精光一闪，阿禾则是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他们虽也感时局艰难，却从未听陈冲如此明确、如此肯定地预言一个庞大王朝的覆灭时限。
“书佐何以如此断定？”赵破虏沉声问。
“积弊已深，如病入膏肓。”陈冲走到那幅日益详尽的天下形势图前，手指划过代表关中的区域，“民生凋敝至此，而朝廷犹在横征暴敛，以满足北疆战事与南方剿匪之需，此乃竭泽而渔，自掘根基。王莽刚愎，朝无贤臣，政令昏乱，人心尽失。绿林一起，各地豪强、失意官吏、乃至溃兵流民，必竞相效仿，此起彼伏。朝廷兵马疲于奔命，顾此失彼。更兼天灾频仍，饥荒蔓延，此乃大乱之兆。种种迹象表明，朝廷这架机器，已然运转不灵，其内部崩溃，只在旦夕。所虑者，无非是这最后崩塌的一击，由何处、以何种方式引发而已。然其势已成，绝非一城一地之得失所能挽回。两年，已是往宽里算了。”
他转过身，目光灼灼地看着二人：“值此千年未有之变局，于我南山而言，危机空前，然机遇……亦或许空前！乱世之中，弱肉强食，唯有实力，方是立身根本，进取之资！被动守成，只有死路一条。必须主动绸缪，抢在这天下彻底崩乱之前，将我南山之根基，打得无比牢固！将我南山之爪牙，磨得无比锋利！”
“请书佐明示！”赵破虏与阿禾肃然。
“自即日起，南山进入‘极限备战’状态！”陈冲声音不高，却字字带着千钧之力，“一切庶务，皆为此让路！”
“其一，军备！”他看向赵破虏，“赵司马，你麾下五营战兵，操练需再加紧！不惟战阵武艺，更要演练山地奔袭、长途行军、夜战攻坚！讲武堂增设课程，军官需通晓简易土木作业、扎营布防、乃至粗浅兵法！‘锐士营’需扩编至五百人，作为全军尖刀，专攻险难！兵甲器械，乃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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