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部”的敕令与印绶，如同给“革军”披上了一层看似合法、实则透明的外衣。在宛城那日渐膨胀、喧嚣的权力舞台上，这支仅有二千人、驻扎在城西十里外荒僻营地、且粮饷补给时断时续的部队，很快便如同投入池塘的一粒沙，沉入了无人关注的底部。更始朝廷的衮衮诸公，无论是沉迷酒色的刘玄，还是忙于争权夺利、划分地盘的绿林元老与南阳豪强，都再无人将目光投向那片在秋风中默默矗立的五色营旗。偶尔有朝会提及，也不过是“西郊那支别部，可曾生事？”“听说那陈冲倒是安分，不曾与民争利。”“既如此，且由他去。”诸如此类的寥寥数语，便打发了。
这正是陈冲所求之不得的局面。
他如同一个最高明的潜水者，在众人视线交汇的喧嚣水面之下，悄然潜入了最深沉的寂静与黑暗中，利用这层被轻视、被遗忘的保护色，开始了他为“革军”真正扎根所做的、沉默而坚韧的努力。
白日里，他依旧保持着低调的出入。偶尔入城，必是前往大司徒府拜会刘演，或是在指定的几家铺子采买营中必需之物，从不涉足其他权贵府邸，更不参与任何宴饮聚会。在城中遇到其他官员，无论对方品级高低，他总是主动避让道旁，垂手恭立，等对方先行通过，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谦卑与恭顺。遇到有人问起“革军”近况，他也总是以“托陛下洪福，诸公庇佑，尚能维持”之类的套话应付，绝口不谈训练、装备或任何可能引起猜忌的话题。他甚至刻意让营中士卒在轮休外出时，表现得比其他各营的兵卒更加拘谨、甚至有些木讷，尽量避免与人发生冲突，哪怕吃点小亏，也往往息事宁人。
这种近乎刻意的低调与示弱，让原本对这支“外来户”还存有几分警惕或好奇的各方势力，迅速失去了兴趣。在他们看来，这陈冲，不过是个运气好、又懂得攀附刘演的幸运儿，其部众虽看着齐整，但行事如此怯懦，想必也没什么真本事，不过是刘演用来点缀门面的一颗小棋子罢了，不值得费心关注。
然而，在城外那圈简陋的木栅栏与飘扬的五色旗之后，在那些被秋风与尘土覆盖的帐篷之内，却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
陈冲将绝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对“革军”的整训与巩固之中。他深知，在这乱世之中，尤其是在更始这等内部倾轧、外部强敌环伺的政权中，要想生存下去，乃至谋求发展，唯一的依靠，便是手中这支队伍的硬实力。名分、地位、他人的赏识，皆是虚妄，唯有刀枪、纪律、与士卒效死之心，才是真实的立身之本。
操练，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赵破虏严格按照陈冲拟定的操典，从个人武艺、小队配合，到营阵攻防、旗鼓号令，每日轮番演练，风雨无阻。士卒们的号衣虽已破旧，但手中的刀枪磨得雪亮，眼神中的精悍之气，在日复一日的严酷训练中，愈发凝练、深沉。尤其是那三百“锐士营”精锐，更是被操练得如同机器一般，令行禁止，杀气内敛。
军纪，被强调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陈冲亲自督率军法官，对营中各项规章的执行情况进行抽查。擅离营地、酗酒滋事、私藏战利品、对百姓不敬……任何微小的违纪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处，绝无姑息。这使得“革军”营地内外，秩序井然，与周遭那些时常传出喧哗斗殴之声的绿林营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后勤与情报网络，也在无声地编织。阿禾带着几名识字的文吏，将营中每一粒粮食、每一束箭矢、每一件兵甲的来去，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并设法通过有限的渠道，与南山老家保持着若断若续的联系，偶尔能接收到来自“家眷营”的书信与少量补充物资。石勇的“巡察队”职能被进一步拓展，除了维持营中秩序，更承担起对外情报搜集与反间谍的任务。一批精干机灵的士卒被挑选出来，换上便装，以各种身份渗透到宛城及周边地区，打探各方动向，尤其是朱鲔、王匡等实力派将领的府邸动静，以及杨伯安在少府衙门的活动。
而陈冲自己，则在处理完日常军务后，将更多的时间用于思考与谋划。他的案头，除了阿禾送来的物资清册与石勇呈递的零星情报摘要，便是那幅日益详尽的、涵盖了南阳、乃至整个中原与关中地区的天下形势图。他反复研究着更始政权内部各派系的势力分布与矛盾焦点，分析着赤眉军的可能动向，推算着王莽朝廷还能支撑多久，以及……一旦天下有变，“革军”应该如何自处，如何抓住那稍纵即逝的机遇。
他像一个耐心的猎人，潜伏在草丛中，一动不动，任凭蚊虫叮咬，日晒雨淋，只是默默地调整着呼吸，校准着准星，等待着那个属于他的猎物，踏入最佳的射程。
一日傍晚，赵破虏巡营归来，进入中军帐，看到陈冲正对着地图出神，忍不住低声问道：“将军，我等在此驻扎已近一月，每日只是操练、巡哨，毫无作为。朝廷那边，既无调遣，也无补给。长此以往，士气恐堕，且粮草日渐消耗……是否该主动向大司徒请缨，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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