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粮的第七天，长安城的秩序基本稳定下来。四个城门口的粥棚还在运作，但排队的人明显少了——不是因为粮不够，而是因为陈冲的第二道命令已经贴满了全城。
命令写在一尺见方的粗麻纸上，用墨笔抄了几十份，贴在城门、街口、水井旁、破庙门口。内容很简单：革军将在关中推行均田免赋，每户成年男丁授田五十亩，女子二十亩，五年内免征一切赋税，种子和农具由革军提供，秋后只需归还种子即可。末尾盖着陈冲的印章，字迹方正，笔画有力。
这张告示贴出去的第一天，长安城的百姓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识得几个字的老塾师站在城门口的告示前，逐字逐句地念给围观的百姓听，念到“五年内免征一切赋税”时，声音都有些发抖。他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眼睛，又重新戴上，再看了一遍，然后转头对身边的人说：“是真的，上面写着呢，五年不交粮，还分地，还发种子农具……”
人群沉默了片刻，然后爆发出一阵嘈杂的议论声。有人不信，说“哪有这么好的事，肯定是骗人的”；有人半信半疑，说“且看看再说”；也有人当场就哭了，是那种压抑了很久、终于看到一丝希望的哭，哭得毫不掩饰，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终于等到了大人撑腰。
老塾师挤到人群前面，找到正在张贴告示的一个年轻文书，声音发颤地问：“这位小哥，这告示上写的……当真？”
那文书叫杜预，是杜延年的侄子，今年刚十九岁，在魏郡学了半年吏治，这次随军入关，专门负责文告和户籍登记。他看见老塾师激动的样子，赶紧扶住他的胳膊，笑着说：“老先生，当真。我们主公说了，关中百姓受苦太久了，先让大家能吃上饭，再让大家能有自己的地，日子才能过得长久。明天开始在城西的旧县衙登记户籍，您老要是认识的人多，帮着跟大家说说，都来登记。”
老塾师连连点头，攥着杜预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只憋出一句：“好，好啊……”
第二天一早，城西旧县衙门口就排起了长队。队伍从县衙门口一直延伸到街口，拐了个弯，还在继续往后排。来登记的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抱着孩子的妇女，有拄着拐杖的伤兵，还有几个胆子大的半大少年，踮着脚尖往前张望，想知道前面到底在干什么。
县衙大堂里，十几张案桌一字排开，每张案桌后面坐着一个穿青色布衣的文书，都是从魏郡带来的基层官吏。他们面前摊着空白的户籍册，旁边放着笔墨砚台，还有一摞事先准备好的授田凭证。凭证是用粗麻纸印的，上面有格式化的文字，只需填入姓名、年龄、家庭成员和田亩数量即可。
杜预坐在最左边的一张案桌前，面前已经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汉。老汉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破袄，双手粗糙得像老树皮，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垢。他有些局促地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不停地搓着。
杜预微笑着问：“老大爷，您贵姓？家里几口人？”
老汉咽了口唾沫，声音有些沙哑：“俺姓赵，叫赵老栓，家里……家里就剩俺一个人了。老伴前年饿死了，儿子被赤眉抓去当兵，去年听说死在潼关了，媳妇带着孙子跑了，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他说着，声音低了下去，眼眶有些发红。
杜预没有打断他，耐心地听完，然后在户籍册上认真地记录下来，又问：“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五十八了。”
杜预算了一下，说：“按我们主公的规定，成年男丁授田五十亩，您老虽然过了壮年，但还能劳作，也按五十亩算。等会儿我给您开一张凭证，您拿着这个，去城外的指定地点认领地块，种子和农具回头会统一发放。”
赵老栓愣了一下，有些不敢相信地问：“俺……俺一个人，也给五十亩？”
杜预点了点头，把写好的凭证递给他：“给。您老一个人，种不了那么多，可以先租给邻居种，收点租子，够自己吃就行。等以后日子好了，再慢慢盘算。”
赵老栓接过那张粗麻纸凭证，手抖得厉害，低头看了很久，突然站起身来，对着杜预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嘴唇哆嗦着，想说点什么，最终什么都没说出口，只是用力地点了点头，转身消失在了门外的人群中。
一天下来，旧县衙登记了四百多户，发放了同等数量的授田凭证。杜预和同事们从天亮忙到天黑，连午饭都是在案桌前匆匆扒了几口。到了掌灯时分，最后一个百姓领了凭证离开，杜预才直起腰，揉了揉酸痛的肩膀，看着面前厚厚一摞登记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接下来的几天，登记工作在全城同步展开。陈冲从魏郡带来的一百多名基层官吏被分派到长安各坊和周边乡村，挨家挨户登记人口，丈量土地，发放凭证。这些人都是在魏郡历练过的，懂得怎么跟百姓打交道，说话和气，办事利索，从不拿百姓一针一线。渐渐地，长安百姓对这群穿青色布衣的年轻人放下了戒心，开始主动配合登记，甚至有人端出热茶、拿出藏了许久的干果来招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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